过去三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种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并不常见的现象：持续的通货紧缩。价格下跌听起来似乎是件好事——谁不喜欢更便宜的东西呢？但在宏观经济层面，持续的通缩往往意味着企业利润被压缩、工资增长乏力，甚至投资意愿下降。简单说，如果每个人都预期未来东西会更便宜，那就会倾向于晚一点再买，结果需求越来越弱，经济像踩着刹车前进。

如今，中国释放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一次信号：要结束这场持续三年的价格下行周期。在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引导物价总水平回升至正值区间”。相比去年仅仅提出要让价格“保持在合理区间”，这一表述明显更直接，也更有目标感。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一句话：价格不能再跌了。

从数据上看，这种政策转向并不令人意外。以GDP平减指数衡量，中国整体价格水平自2023年初以来持续下降，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下跌周期。全球范围内，类似持续时间的通缩并不多见。除了日本在“失去的几十年”中经历过长期价格停滞之外，战后主要经济体很少出现如此长时间的价格下降。

通缩带来的问题并不只是账面上的数字变化。对于企业来说，价格下降意味着收入增长变得困难，而成本却不一定同步下降。利润被压缩之后，公司往往会减少投资甚至削减招聘。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企业利润空间缩小也会传导到工资增长上，最终形成一种“低价格—低利润—低收入”的循环。

过去一年，更多采用的是结构性措施，而不是大规模刺激。比如加强对行业“内卷式竞争”的整治，同时强调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尽量保护就业。这种政策思路背后的逻辑很清楚：如果简单通过大规模刺激来推高价格，短期可能有效，但也可能再次制造新的产能过剩。

消费刺激政策也存在类似情况。虽然多次强调要扩大消费需求，但目前推出的措施整体仍然比较克制。今年的财政刺激规模大体与去年相当，甚至在某些领域有所收缩。例如针对消费品的补贴资金规模略有减少。这说明政策制定者仍然在试图保持一种平衡：既希望价格回升，又不希望再次走上过度刺激的老路。

有趣的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今年价格回升的最大推动力可能并不来自国内政策，而是来自外部环境。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反弹正在推高原材料价格，而地缘政治冲突也在其中扮演角色。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正在推高全球石油价格，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依赖来自伊朗的折扣原油进口。如果这种供应受到影响，中国的能源成本也可能随之上升。

经济学家何伟就表示，如果目前趋势持续，GDP平减指数很可能在今年转为正值，甚至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实现。不过他也强调，外部因素对这一变化的影响可能会远远大于国内政策。

价格回升还可能在另一个层面产生影响，那就是国际贸易。过去几年，中国的通缩实际上让出口商品变得更加便宜。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出口价格已经连续三年下降，累计跌幅超过16%。这种价格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商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贸易摩擦，因为其他国家往往将这种价格下降视为“通缩输出”。

如果中国国内价格开始回升，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缓解。人民币实际汇率可能随之上升，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也会有所减弱。从全球贸易角度看，这反而可能降低一些国家对中国商品价格竞争的担忧。

不过，目前的通缩压力仍然不容忽视。去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几乎没有增长，这是自2009年以来最弱的一年。值得注意的是，金价的大幅上涨在统计上反而抬高了通胀数据。如果剔除这一因素，一些分析认为实际通缩压力可能比官方数字显示的更大。

工业领域的情况也类似。生产者价格指数已经连续39个月下降，不过最近几个月跌幅开始明显收窄。这通常被视为通缩周期接近尾声的一个信号。价格下跌速度放缓，意味着供需关系正在逐渐恢复平衡。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中国这轮通缩其实反映的是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阵痛。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依赖投资和制造业扩张，而这一模式正在逐渐放缓。与此同时，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尚未完全形成。在这种过渡阶段，价格往往会承受下行压力。

因此，结束通缩并不只是一个价格问题，更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企业需要找到新的盈利模式，居民收入需要继续增长，而消费也需要成为更稳定的经济引擎。这些变化显然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完成。

接下来几年，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很可能就是让价格、利润和收入重新形成一种更健康的循环。

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那么2026年或许会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毕竟在宏观经济世界里，价格往往就像体温计一样，既不会决定一切，却常常最先告诉人们经济的真实状态。现在的问题只剩下一个：这支“体温计”，究竟会慢慢回升，还是突然反弹。经济史告诉我们，两种情况都不是没有发生过。只不过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大概更希望看到的是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