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日益逼近甚至重塑人类智能的今天，当机器越来越“像人”时，人类自身的人性尊严是否正在被稀释？信仰还能否守住“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防线？

这是美国籍教宗良十四世在其任内首份通谕中发出的灵魂拷问。5月15日签署、5月25日发表的这份长达四万字的文件，直指AI可能制造“新形式奴役”，呼吁对不透明算法实施监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核心诉求是“缴械”AI、守护人性而非让机器成为新神。

几乎同时，埃隆·马斯克在5月18日以色列峰会上给出截然不同的图景：十年内，90%的车辆将由AI驾驶；类人机器人的数量甚至可能超过全球人口，成为生产力爆炸式释放的临界点。《纽约时报》评论认为，教宗并非反对AI本身，而是要阻止科技业“造神”——正如牛津大学数学家约翰·伦诺克斯所言，这场超级智能竞赛，本质上是“创造神并成为神”。

教宗选择2026年5月15日发布通谕《伟大的人类》，与135年前良十三世于1891年同日颁布《新事》形成历史镜像。前者回应工业革命对劳工与社会秩序的冲击，后者则直面AI对人性尊严的颠覆。这一时间巧合，标志着人类从工业文明的延伸，正式迈入一个不可逆的全球AI时代。

与此同时，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中国正将出境管理措施扩展至阿里巴巴、DeepSeek等民营企业顶尖AI专家。此举并非孤立，而是多年来对高校研究人员、核科学家及国企高管实施限制的自然延伸，如今明确锁定AI这一战略前沿。

中国这一做法的核心逻辑与现实张力

这一政策将AI核心人才（创始人、研究人员、高管）视为“国家战略资产”，要求其上缴护照、接受出境管控，实质是将民营领域人才的流动性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之下。它坐实了西方长期的质疑——在中国语境中，“民企”与国家战略的边界高度模糊。但在北京看来，AI竞争已进入“不能输”的背水阶段，人才外流即核心知识外流，远比芯片制裁更致命。

积极面向（中国视角）： 短期内可有效降低关键技术与机密随人脑流失的风险，强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控制力。这与美苏冷战时期对核科学家的管控逻辑一致——在被视为生存级竞赛的领域，国家优先于个体流动。政策也释放出清晰信号：AI不是普通产业，而是与核能同等量级的国家命脉，有助于集中资源、减少内耗、加速自主闭环生态建设。

潜在负面与反弹效应： 历史反复证明，严格的出境限制往往产生“用脚投票”的反作用。顶尖人才为保留全球流动性，可能加速离开、选择不在中国创业，或从一开始就将公司注册在海外（Manus案例已提供现实模板：创始人受限、公司“去中国化”后被Meta收购，交易最终被叫停）。这将直接削弱中国AI创业生态的活力。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创新模式。AI前沿突破高度依赖开放协作、跨国流动与多元思想碰撞。中国若将核心人才“资产化”，国际顶尖人才来华意愿必然下降，国内团队的国际交流受限，长期可能陷入“重复造轮子”或应用层追赶的困境。而美国依托相对开放的个人主义环境，仍能持续吸引全球人才、催生颠覆性想法——马斯克现象并非偶然。

这一做法还加剧了制度层面的对撞：中国举国体制在资源动员与规模化落地上的优势，是否能弥补个体自由与全球网络受限带来的创新折损？美国模式能否继续在“奇点”时刻产生突破性人才？答案尚未明朗，但政策已清晰指向更深度的科技脱钩。

对人性底线与全球秩序的更广影响

将这一政策置于教宗通谕的框架下，意味尤为深长。教宗担忧AI让人类被工具化、被新形式奴役；而中国当前的做法，则是将最顶尖的人类大脑工具化为国家战略资产。在AI时代，当机器逐渐侵蚀“人之所以为人”的定义时，国家以安全名义对人才实施的物理与身份管控，是否也在悄然稀释个体自由与人性尊严？

从全球视角看，这一举措强化了“AI冷战”的叙事。它可能短期巩固中国在特定赛道的防御，但也推高了中美在军事级AI应用上的对抗烈度，压缩了建立最低限度规范与合作机制的空间。若双方都将AI视为零和博弈，最终受害的将是整个人类——技术失控、算法霸权、新型奴役，都不再是遥远隐喻。

总结判断： 中国此举在国家安全逻辑上自洽，且符合其对AI作为“不能输”竞赛的战略判断。但从长远创新生态、人才吸引力和全球合作空间来看，代价可能高昂。它既是防御性举措，也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加速全球AI阵营分裂，让本已脆弱的人性底线，在大国博弈与技术狂飙中承受更大压力。

AI时代真正的考验，或许不在于谁先造出更强的机器，而在于人类能否在竞争中，依然把“人”本身，而非国家、资本或算法，放在至高位置。教宗的警告与中国的选择，恰好构成了这一时代最尖锐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