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2026年国家公务员参考人数再创新高，共有371万名考生竞争38100个岗位，录取比率约为98：1。其中最热门的岗位是一个位于云南瑞丽的移民管理警察岗，大约有6470人参与竞争。

这一激增的数字并非突然出现，而是过去几年，在节节攀升的数据趋势中必然的结果。与此同时，中国今年还将迎来1270万名毕业生的历史新高，再叠加整体经济环境承压、结构性就业不足、外需乏力与内部消费疲弱，年轻人即将面临越来越困难的就业现实。

经济环境的压力无疑构成了考公热的第一层逻辑。制造业与建筑业等曾经的“高薪、高技能”岗位正在减少，工作机会更多地从正规就业向“低薪、低保障”的平台经济和非正式部门转移。

根据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 George Magnus 的判断，中国过去十年的职业结构变化，使得年轻人更倾向于寻求一个福利明确、合同稳定的“铁饭碗”。

统计数据同样说明问题：尽管中国的整体失业率维持在5.1%上下震荡，但16-24岁青年群体（不含在校生）失业率却高达17.7%。甚至在去年创下21.3%的历史新高。

毕业生找不到匹配其教育水平的岗位的情况异常严重。很多计算机毕业生在投递十几家国企无果的情况下，只能被动的选择国考。面对极低的录取率与残酷竞争，尽管多数人坦言难以真正乐观，但报考热情依旧难以被浇灭，公务员考试也因此呈现出一种“撞一撞运气”的投机色彩。

因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宁愿选择“躺平”，也不愿进入认为收入与付出不成比例的民间岗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个曾经激励过一代人的“下海+创业+成功”的光环已经褪色，“上岸”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叙事。

但如果只从经济角度理解公务员热，显然不足以解释其复杂性。事实上，社会认知层面的变化更耐人寻味。

首先，最近几年，优于收到疫情、房地产、就业等社会问题的影响，安全感成为新的社会稀缺品。

甚至连地方财政都因债务压力大幅紧缩福利，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公务员薪水延迟的情况，但即便如此，公共部门在制度化保障、养老体系接续、合同稳定性等方面仍远远优于民营和私营部门。

与此同时，中国在今年将国考年龄放宽至38岁，研究生更可延至43岁，这不仅缓解了“35岁职场危机”的焦虑，更进一步强化了公务员体系作为“避风港”的社会印象。

同时，中国社会对职业尊严的认知正在发生转向。在三十年市场化浪潮中，民企曾是吸纳年轻人才的主力，但如今，关于加班、裁员、劳动纠纷以及无限期实习或试用期的讨论不断扩大。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公务员工作的节奏、权责边界、社会认可度和家庭友好程度更具有“可预期性”。因此，与其在不确定的收入与环境中辛苦，还不如把这些努力放在“白天做题、晚上背公式，凌晨四点起床复习”的极限备战中，让一年的辛苦成为“未来几十年稳定”的最大赌注。

这种侥幸的情绪让社会对“成功”的叙述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对外开放带来的是“闯一闯，总能混出头”的信念；如今，面对外部不确定性上升、企业利润空间收窄、行业周期性波动加剧，“稳”替代了“搏”，钱多钱少不在重要，福利与养老成为对工作的主流价值诉求。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 AidData 报告揭示的另一面里，中国对外放贷从2000年到2023年共2.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竟是最大接受者（2020亿美元）。

这说明在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经济体量与影响力正在向外部扩展，但对国内个体感受到的却是“机会减少”，这种巨大的落差同样在推动年轻人朝向体制内寻求确定性。

最后，文化因素，既“阶层固化”也是一个重要诱因。曾经的马云、刘强东的草根英雄的故事已经式微，相信凭个人能力跨越阶层的可能性，不再是当代年轻人信仰的圭臬，他们要么选择网络直播这样的轻体力的工作方式，要么通过制度性渠道获取资格、身份与稳定。

而国考恰恰提供了一个“看似最公平、最透明”的竞争平台。公务员考试题目中近年来增加了政治理论考查，如“用党的创新理论分析问题”的内容，也强化了“国家+稳定”的价值体系，让“上岸”不仅是职业选择，更是社会身份的国家认同。

屡创新高的公考一直都不仅仅是经济压力的自然反应，它也是社会认知深度变化的一面镜子。当就业市场不再能兑现“努力越多，能力越强，回报就越高”的承诺的时候，稳定就成为新的硬通货。

而当阶层流动的梯子越来越窄，体制就自然成为最可靠的路径。未来，如果中国经济结构不能提供更丰富的高质量就业、如果社会叙事仍在“稳定—风险=成功”的公式中固化，考公热可能不会退潮，甚至将成为一个长期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