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中国电池企业在中国工厂里造出了全球最便宜、最高效的电池——成本仅为欧洲的三分之一，建厂速度是后者的三倍。但如今风向变了。

保护主义和本土化要求正在重塑全球电池供应链，迫使宁德时代、比亚迪、国轩高科等企业加速在海外建厂。自2023年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电池及材料领域的投资已接近900亿美元，其中仅欧洲就达315亿美元。

这并非主动的全球化扩张，而是一场被逼上梁山的突围。

欧洲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战场。宁德时代在德国图林根、匈牙利德布勒森、西班牙萨拉戈萨的三座工厂构成了欧洲产能矩阵，其中匈牙利工厂规划产能100 GWh，总投资73.4亿欧元，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规模最大的动力电池项目，已于2026年9月正式投产。

德国工厂2025年已实现盈利，2026年1-7月宁德时代海外动力电池装车量达107.5 GWh，同比增长43.7%，海外市场份额升至34%。

比亚迪则计划在欧洲单独建设电池工厂，以补上整车本地化链条中最脆弱的一环。国轩高科与大众合资在西班牙、斯洛伐克和摩洛哥建厂，阳光电源在波兰建厂，中创新航在葡萄牙投资20.67亿欧元建厂。

但欧洲的大门正在收窄。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IAA）草案规定，2027年起约三分之二的电动车需使用欧盟产电池，储能系统电池在3年内必须使用欧盟产电芯。法案还要求电池至少包含三个欧盟产关键部件，2030年提高到五个。

更关键的是，来自电池产能占全球40%以上国家的投资若超1亿欧元，需满足外资持股不超49%、至少30%投入品来自欧盟本地等条件。这些规则几乎精准指向中国。

美国的围堵更加彻底。自2026年1月1日起，非电动汽车用锂电池301关税从7.5%上调至25%，叠加各项附加税后综合税率最高达48.4%。

特朗普8月签署第14420号行政令，以国家安全为由收紧外国制造大型电力系统设备的采购与进口，电池储能系统被明确纳入审查范围。

宁德时代、比亚迪、亿纬锂能等六家企业被列入国防部 1260H 清单，2027年6月起禁令扩展至所有层级供应链。IRA 法案下的 FEOC 规则同样致命——2026年起使用中国电池组件的储能项目无法获得税收抵免。瑞银分析师蒂姆·布什直言，“中美脱钩只会加速发展”。

中国企业并非没有应对之策。宁德时代与福特的合作模式颇具代表性：福特全资持有密歇根工厂，宁德时代仅提供技术授权和运营服务，以此规避 FEOC 限制，该工厂已于2026年6月建成投产。但这种"技术换市场"的模式能否大规模复制，仍是未知数。

即便中国企业愿意在欧洲建厂，成本结构和供应链完整性仍是巨大挑战。宁德时代欧洲区总经理沈文强坦言，“从欧洲以外采购所有原材料来生产，不是一种经济的做法”。

伍德麦肯兹（Wood Mackenzie）数据显示，在电池四大关键组成部分中，中国企业市场份额均超过80%，到2034年这一格局几乎不会改变。这意味着欧洲本土化必然伴随成本上升和效率下降。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产能内卷也在倒逼企业出海。瑞银分析师杜福指出，“他们需要生存，所以必须转移到海外”。宁德时代三季度业绩不及预期，股价自6月以来已下跌近半，正是这一压力的直接反映。

当下中国电池行业正在走出一条双线并行的路径：一边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集群维持出口能力，一边顺着贸易壁垒的方向，把电芯、材料产能一步步搬到需求市场本土。

这套全球化供应链布局，是应对保护主义的防御策略，也是消化过剩产能、抓住海外电动车与 AI 储能红利的进攻布局。但挑战同样清晰，海外建厂成本更高、供应链配套薄弱、盈利周期拉长，还要持续面对各国不断升级的外资审查与监管新规。

即便产业优势深厚，想要在重重壁垒之下稳住全球主导地位，对每一家出海的电池巨头来说，都注定是一场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