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在202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曾有人判断：中国政策体系中，“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终于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的信号看起来的确如此——文件中对消费的提及次数明显增加，政策层面也开始出现一些象征性转向。

但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并没有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到2025年底，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国内消费”已成为中国政策的最高优先事项。诚然，消费并未被忽视，一些此前难以想象的举措也开始出现，例如大规模的消费国补、贷款贴息以及生育补贴计划等等。

但整体来看，这些政策力度有限、姿态谨慎，远不足以撼动长期以来以投资为中心的增长结构。即便是生育补贴，也显得克制而保守。熟悉的犹豫仍然存在——消费被鼓励，却始终没有被真正拥抱。

但最近几周，情况似乎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

首先，《求是》杂志集中刊发了过去十年关于国内消费、内需问题的讲话选编，并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内需是战略问题，而不仅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结果”。

其中，一段 2023 年的重要表述被再次重点标出——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这一判断，与 2024 年会议中更偏向“稳”的表述形成了对比：当时的重点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前者直指因果关系，后者则更强调稳定作为前提。

所以，今年的定调的重要性在于，它消除了之前所有的“认知模糊”。因果链条是清楚的：收入决定消费。如果执行失败，原因不在于“不知道该做什么”。

随后，北京方面也密集表态：扩大内需是明年排在首位的重点任务。包括《人民日报》也发文阐释了为何内需位列明年政府工作的第一位。只是，官方信号已经清晰到不能再清晰。但市场为何反应冷淡？

答案并不复杂：因为“提振内需”这套叙事，过去十多年里已经被反复讲述，几乎成了“狼来了”的经典案例。无数次讲话、文件和倡议（包括如今被重新刊发的那些），恰恰说明一个事实——问题从来不在认知，而在执行。既然理解如此充分，为何迟迟无法落地？

所以，我们不禁想问，2026年是否能够终结这个“狼来了”的故事循环，是否能真的成为与众不同的一年？

分析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引入一个观察政策运作的框架：我称之为“北京优先级体系”。在一个覆盖一切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文件上永远是“样样重要”；但现实中，系统一次只能真正推进极少数事项。

当某个议题被放到最高优先级时，执行力往往惊人——2015–2016 年的环保执法、精准扶贫、反腐高峰期，都是例证。相反，非优先事项几乎必然被边缘化。

消费恰恰长期处于这种“半优先”状态。而要将增长引擎从投资转向消费，这种程度远远不够。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决定了它们更偏好“快、可量化、政治安全”的投资项目，而非不确定、回报分散的居民消费。更何况，在房地产下行冲击财政收入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对现金资源愈发敏感。

因此，仅靠口号毫无意义。真正的转向，必须依赖压倒性的自上而下推动、跨部门协调，以及财政与税收激励的实质性调整。

从这个角度看，2025 年消费政策“雷声大、雨点小”并不难理解——这一年真正的核心任务只有一个：应对特朗普政策的2.0版与再度升级的贸易战。整个政府系统进入了准“战时状态”，其他议题自然退居其次。

但到 2025 年底，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虽未真正“赢”了贸易战，但特朗普显然也没有输，双方在打个平手的同时，中国策略已经消化了贸易冲击。
一个理性且广泛共识正在形成：美国难以仅靠贸易手段扼杀中国经济。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中国的顺差再创历史新高就铁证。

与此同时，西方之前对科技的禁令与围堵导致的心理压力也明显缓解。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发展改变了对“卡脖子”的认知，路透社甚至还爆出中国首台 EUV 原型光刻机已经成功运行，并预计在2028年全面投入量产。

所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那句“实践证明，对我们卡脖子是卡不住的”，正是这种信心转变的写照。

而如果从社会认知层面来观察：2024 年的焦虑是真实而尖锐的，而2025年外部压力反而起到了“减压阀”和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但这种转移不可能无限持续。若 2026 年内需仍无实质性恢复，社会与经济张力势必重新浮现，而这一次，系统可能将退无可退。

正因如此，2026 年很可能成为北京首次同时具备意愿与必要性，将内需真正当作核心战略的一年。目前看来，人民币的升值可能就是一个启动的信号。

而这一次，也许会真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