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十年前美军踏上欧洲大陆、将旧世界从战火中解救出来以来，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支离破碎。华盛顿的“MAGA派”对跨大西洋盟友毫不掩饰轻蔑之情。早年的嘲讽还只是把欧洲说成“露天博物馆”，如今却升级为“移民泛滥的陵墓”，几乎不值得防卫。事实上，双方都已不再心存好感。

欧洲政客（少数民粹主义者除外）抱怨，他们曾经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伙伴，已被一个情绪不稳定的“蠢蛋”所接管。由于欧洲几十年来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而如今战争正在欧洲大陆真实上演，这段关系的恶化在巴黎、华沙和柏林显得尤为紧迫，远甚于华盛顿。但美国同样不该掉以轻心。特朗普之前的历任总统之所以精心维护这一联盟，是因为它能放大美国的影响力。没有欧洲的“追随”，美国的力量将更少被欢迎或容忍，更多遭到抵制。

试图向MAGA铁杆解释疏远欧洲有悖美国自身利益，几乎注定徒劳：与“美国优先”派讨论外交政策，成功率大概和跟布谷钟谈判差不多。一年之初，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慕尼黑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讲；一年之末，美国在最新《国家安全战略》中警告欧洲面临“文明被抹除”的风险。受到惊吓的欧洲人回应说要增加国防开支——这正是美国长期以来的要求。他们接受了一份明显不对等的贸易协议，也对特朗普献上了自己所能承受的最大程度的恭维。但来自华盛顿的无端敌意，反而壮大了那些主张欧洲应当自立门户的声音。

“战略自主”曾是法国的口头禅，如今即便是在波兰、荷兰、北欧这些传统大西洋主义根基深厚的国家权力走廊中，也能听到呼吁欧洲摆脱美国依赖的声音。如果这种思路真正站稳脚跟，美国可能要等到失去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

欧洲对美国的价值，一部分纯粹体现在生意上。尽管欧盟经济增长缓慢，但其消费者每年仍向美国企业购买价值3.6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对于已在本土市场趋于饱和的美国企业巨头而言，欧洲几乎是“第二个家”。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正在变富，但至少目前，欧洲仍是最容易触达、且已相当富裕的消费群体，愿意为200美元一双的耐克鞋、每月25美元的奈飞订阅付钱。那些抱怨欧洲营商环境艰难的美国CEO，不妨试试与印度的官僚体系打交道。

即便不满美国的政治领导，欧洲人仍会继续购买大量美国产品，但很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使用美国科技服务的疑虑正在上升。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已放弃微软Office，转而采用欧洲软件套件；去年5月还有报道称，一名检察官在受到美国制裁后失去了电子邮件访问权限（微软对此予以否认）。经常因反垄断问题对美国科技公司开罚单的欧盟委员会，也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12月24日，曾负责部分数字监管事务的前欧盟委员蒂埃里·布雷顿被禁止入境美国。

正如美国希望摆脱对中国进口的依赖，欧洲也越来越想减少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倚重。有些人担心，欧洲如今大量购买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可能会重演2022年前对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那种依赖。再比如，对Visa和万事达处理支付的依赖呢？与此同时，欧洲仍是美国军工产品最热衷的买家。但随着防务支出上升，欧洲正努力把钱花在本土装备上，而非“山姆大叔”的产品。

在地缘政治层面，边缘化欧洲同样代价不菲。这块不大的半岛在战略上位置优越：前沿雷达有助于拦截来自俄罗斯或伊朗的导弹；军事基地使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得以在中东和非洲展开行动。站在美国一边的欧洲，也有助于在其他方面投射力量。制裁在大西洋两岸联手时效果最佳。由于接受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欧洲往往别无选择，只能执行美国的制裁，即便心存异议。如果被逼得太紧，欧洲或许也会尝试摆脱这种约束。

但欧洲对其跨大西洋盟友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是一台“合法性引擎”。作为最早的全球化赢家之一，欧洲已接受了美国的霸权。有欧洲相随，美国的偏好便被转化为“西方”的意志，甚至成为全球规范。国际体系中的关键机构——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到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欧美的联合工程。成为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或许并不符合特朗普的兴趣，但这一地位曾帮助美国将影响力投射到本无法触及的地方。今天，这一点对美国人而言也许无关紧要；但总有一天，它会变得重要，而美国或将后悔自己曾如此漫不经心地疏远了这个忠诚的“二把手”。

在一些人看来，跨大西洋的“自由世界”概念已经过时。但如果20世纪是欧洲将全球主导权的接力棒交给美国，那么21世纪将由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所塑造。欧洲几乎肯定会在扩张型威权国家与一个并不可靠的民主盟友之间，选择后者。但长期被羞辱，会让欧洲人在“站队”时变得犹豫。美国人在下一轮口出恶言之前，最好认真想一想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