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一则来自美国明尼苏达 ICE 搜捕行动的新闻在亚裔社区快速传播。

在圣保罗北区，有居民敲开邻居家房门时，发现 ICE 出示照片让对方确认“这个人是谁”。当居民回答不认识时，执法人员接着问：“那这附近的亚裔家庭住在哪里？有没有华裔家庭？”

这种直接围绕族裔询问居住位置的做法，让当地一些华人社区恐慌起来，甚至有店家在门上贴出“ICE 禁止入内”的标示。中文媒体与社交平台迅速传播这种所谓“挨家挨户”的执法行动，引发华裔社区的焦虑与不安。

官方说法依然熟悉——打击欺诈、非法用工、维护秩序。但在现实执行中，执法人员的询问特定指向亚裔，甚至是华裔。这一幕让许多曾坚定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华人第一次产生了动摇。

如果 ICE 的执法是“战时行为”，那么谁在执法，“敌人”又是谁？答案可能并不取决于“你是否守法”，而取决于你是否被划入一个可以被快速处理的“类别”——一个无需“合理怀疑”而被处理的族裔。

这，正是最近来中文社区热议的“斩杀线”叙事的现实版本。

在 B 站斯奎奇大王引爆的讨论中，“斩杀线”被用来形容一种结构性现实：当个人资源、身份或保障跌破某个阈值，系统不再试图区分个体差异，而是直接触发“清理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人不是被当作公民评估，而是被当作成本、风险与负担处理。

这套逻辑并不只存在于医保账单、失业或破产中，它同样存在于移民执法里。

过去相当一部分亚裔、尤其是华裔，对强硬移民执法的支持，正是建立在一种“斩杀线式的自我定位”之上：其核心逻辑就是，线以下的人是“非法的”“越界的”“该被处理的”；而自己在线以上，是安全的，是被保护的。

这种想法看似冷酷，却并不罕见。许多华裔将自己视为美国的“合法移民”“模范中产”，相信只要守规则、纳税、不惹事，就能站在执法逻辑的安全区内。

特别是对于那些曾经强烈支持并认同特朗普的“强硬执法”“铁腕美国”叙事的华裔，“严打非法移民”不仅被视为秩序恢复，更是一种隐含的自我确认：“我”是合法的，被清理的不会是“我”。

但问题在于，这条“斩杀线”从来不是由个人决定的。

《华盛顿邮报》披露的数据显示，新政府上台后短短几个月内，ICE 在美国境内拘捕的亚裔人数从每月约700人上升至约2000人，接近三倍增长，其中大多数没有任何刑事犯罪记录。

签证逾期、身份转换出错、庇护失败——这些在过去被视为“行政问题”的情况，正在被重新编码为“可处理风险”。

换句话说，亚裔并不是突然被针对，而是被正式纳入 ICE“斩杀线的评估体系”。

这时，许多曾支持强硬执法的华裔陷入了一种极其尴尬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他们仍然认同“国家有权驱逐非法移民”；但另一方面，当执法开始以极其粗糙的方式横扫社区时，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这套机制并不打算花时间来区分“好移民”和“坏移民”。

而“斩杀线”的核心本质，也从不是违法问题，而是可替代、可牺牲、可被快速处理。

在经济叙事中，斩杀线以下的人被视为“失败者”；在移民叙事中，斩杀线以下的人被视为“非法者”；而在政治动员中，这两者常常是同一批人。

亚裔之所以长期误判自己的位置，是因为“模范少数族裔”这个标签制造了一种幻觉：仿佛经济表现、学历和守法记录可以换取政治安全。

但历史早已反复证明，当美国进入“安全叙事”模式时，社会身份会被重新排序。1882年的排华法案如此，二战时期的日裔集中营如此，1950年代的“湿背行动”（美国政府于1954年发起的一场大规模驱逐墨西哥移民的行动）亦如此。

每一次，都有人相信自己站在“线外”。直到线被重新画过。明尼苏达的 ICE 行动并不是一次例外，而是一种信号：当执法被定义为“战时行为”，系统就不再追求精准，而追求规模与效率。

而规模化处理，天然需要“牢 A 化”的对象——那些看起来不够核心、政治成本不高、社会同情度有限，甚至是颜色不那么白的人。

亚裔和华裔如今面对的真正问题，并不是“是否支持执法”，而是是否终于意识到：靠与他人切割，是无法逃离斩杀线和 ICE 警惕的注视。当一个社会习惯用“他们活该”来安慰自己时，真正的危险并不是轮到谁，而是所有人都在为下一次“重新划线”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