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第一次阿拉伯石油禁运余波未平，韩国总统朴正熙却发出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宣言：“韩国经济之船……仿佛开始摇晃，而在那惊涛骇浪之后，更强劲的海风正呼啸而来。”他没有退缩，反而加速推进重型机械、化工等产业的扶持计划。正是这场逆势豪赌，为后来的“汉江奇迹”埋下了伏笔。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韩国早已告别独裁，却从未真正告别产业政策——以及那种略带戏剧化的比喻。去年11月，新任总统李在明承诺要“打造人工智能时代的高速公路”，正如朴正熙当年“铺就工业化之路”。这一次，目标是从房地产市场抽离资金，集中注入芯片产业，尤其是那些支撑全球AI浪潮的半导体制造商。按照规划，未来二十年韩国将在芯片领域投入5300亿美元，这几乎相当于当前一年的政府总支出。为此，政府已设立一只500亿美元的基金，专门用于投资芯片企业股票，并期望借此撬动另外500亿美元的民间资本。今年1月通过的新法律，还允许政府通过另一只预算外工具直接向企业拨款。
这场野心的物理载体，是首尔以南40公里龙仁市正在建设的全球最大半导体“超级集群”。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这两大本土巨头已承诺，到2047年为此项目投入7000亿美元——这比它们过去十年全球资本支出的总和还要多出三分之一。但李在明的构想不止于存储芯片，也不止于这两家巨头。他希望培育一个更广泛的半导体供应链，减少对国内外寡头的依赖。例如，SK海力士正在超级集群内建设一座“微型晶圆厂”，供小型工具和材料企业测试产品。同时，为了更广泛地分配经济收益，他还宣布打造一条横跨三座南部城市的半导体“产业带”。
然而，所有这些宏大计划，正与一场突如其来的能源冲击正面相撞。韩国70%的石油和20%的天然气依赖从中东进口，而眼下这条供应链正遭遇严重干扰。即便美伊之间的停火得以维持，市场也将持续混乱数月。韩国的天然气储备仅够支撑数日，而新的液化天然气船运从海湾抵达亚洲需要数周时间。更棘手的是，芯片制造所需的关键原材料同样依赖中东和周边地区：用于蚀刻的溴97%来自以色列，用于冷却硅片的氦65%来自卡塔尔。三星和SK海力士凭借数月库存尚能应对，但那些李在明希望扶持的初创企业，恐怕熬不过这场寒流。
这还不是全部。李在明战略的另一根支柱——鼓励“高效金融”——同样面临考验。在政府看来，太多资金低效地流入了房地产。韩国家庭债务占GDP的90%，远高于美日60%至70%的水平。独特的“传贳”制度让问题雪上加霜：租客向房东缴纳一笔通常超过房产价值一半的无息押金，租期结束后返还，而租客为此借贷的款项占家庭债务的11%。房东则常将这笔钱继续买房，进一步推高房价，首尔尤其严重。为此，政府已收紧住房贷款：首尔的抵押贷款上限从50%降至40%，非银行机构也被纳入限制范围。同时，监管机构降低了银行对风险投资的风险权重，并考虑对企业贷款也做同样调整，以鼓励资金流向实体产业。但现实是，韩国四大银行去年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增幅已经减半。

更令人担忧的是财政空间。今年3月底，政府提交了一份补充预算，包含向低收入家庭发放救济金等扶持措施，总额相当于GDP的近1%。而按照政府偏好的统计口径（剔除大型国家养老基金盈余），去年财政赤字已超过3%的目标。能源冲击带来的紧急支出压力，很可能进一步侵蚀李在明推进产业政策的财政基础。
一个更深层的矛盾也在能源危机中被放大。政府强调，将芯片产业重新布局到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南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但批评者尖锐地指出，韩国80%的芯片产自首尔周边，那里聚集了最密集的人才中心和供应商网络。将高科技设施迁往南部，等于主动放弃既有优势，毫无道理。作为独裁者，朴正熙当年可以无视反对声浪，强行推进重化工业布局。而作为民主体制下的总统，李在明必须直面这些争议，并在各方利益之间艰难平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能源冲击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韩国产业政策的结构性脆弱。过度依赖中东的能源和特定原材料的供应链，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而将资本从房地产强行挤出，转向长周期、高风险的芯片制造，也需要承受金融体系和社会心态的惯性阻力。李在明试图复刻朴正熙时代的逆势突围，但民主政治、全球化分工和能源转型的复杂性，已经让这条“AI高速公路”的修建远比当年工业化之路更加崎岖。海风确实在呼啸，只是这一次，韩国经济之船能否再次破浪前行，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