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对华鹰派多年来一直警告，美国必须向北京学习：补贴战略产业、将投资引向受青睐的领域，并动员国家力量与一个所谓更优越的中国经济模式竞争。问题在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经验越来越削弱了“美国必须模仿北京才能保持竞争力”这一前提。

中国最新的基础设施计划——所谓“六大网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计划覆盖水利设施、电网、算力、通信、地下管网和物流等领域，意图维持已经放缓的增长，并刺激日益疲软的国内需求。北京预计，仅2026年一年，在这些网络及相关领域的投资就将超过7万亿元人民币（略高于1万亿美元）。五年投资规模的估算则接近26万亿元人民币（略低于4万亿美元）。

其中一些项目可能具有经济价值。更换老化的水管、改善电力输送、连接有生产力的地区，这些本身并不必然是浪费。但问题不在于基础设施能否有用，而在于每一笔投资是否值得其机会成本，以及指导资本配置的制度是否有可靠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长期掩盖了这一区别。地方政府有强烈的财政激励去推动建设和产业扩张，而国有企业和政府主导的贷款机构则能够维持那些在真正市场条件下难以获得资本的项目——后者尤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结果是，这个经济体系能够建造出壮观的实体基础设施，同时却积累起债务、过剩产能和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这些问题早已被视为中国依赖建设和出口驱动增长模式的核心弱点。

“六大网络”有可能延续甚至加剧这些失衡，因为北京实际上是在试图用更多投资（而且是国家主导的投资）来解决投资过重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后果。在这种条件下，经济计算无法真正发生。没有自由价格和自愿交换，官员只是在设定支出目标、把信贷导向受青睐的项目并下令建设。他们无法通过法令让这些资产产生足以弥补资源消耗的回报，也无法用总投资数字区分真正有生产力的项目与昂贵的行政雄心纪念碑。

这一区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资本是稀缺的。投入到低效项目中的钢铁、劳动力、机械、土地和融资，无法同时用于其他用途。一座新的算力中心可能支持有价值的创新；另一座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建成的，则可能只是吸收了本可被企业家用于别处的资本。电网、物流枢纽以及“六大网络”的其他组成部分同样如此。

更糟的是，这些错误的代价远不止建设本身所花费的金钱。错误投资扭曲生产结构、维持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并推迟资源向更有价值用途的重新配置。补贴性融资和维持增长的政治压力会推迟亏损的确认，使错误不断累积，而不是及时得到纠正。

我们无法知道，如果数万亿本应流向真正有生产力用途的资金没有被错误投资消耗掉，中国家庭现在会富裕多少。这是一个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反事实或合成情景。空置建筑、利用率不足的基础设施以及低效的工业产能提供了浪费的可见证据，但它们无法告诉我们从未成立的企业、被放弃的消费，或因资源被占用而从未获得融资的创新所代表的全部价值。错误投资的全部成本，不仅是被浪费的部分，还包括从未出现的部分。

中国更广泛的经济困难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家庭需求疲软、房地产长期低迷以及工业产能过剩，已经暴露了依赖投资和出口模式的局限。北京将技术自主和先进制造作为优先事项，并取得了成功，但代价是什么？

无论代价如何，维持现有路径的政治激励依然强大。官员可以因完工项目和头条增长数字而获得功劳；关联企业获得合同；受青睐的产业获得融资；而成本则分散到更广泛的经济体中。

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当注意到这一点。中国的技术成就是真实的，但这并不能证明那些同时也制造了债务负担、过剩产能、资本回报递减、依赖金融抑制和外国市场准入的制度安排是正确的。教训并不是华盛顿必须复制北京的政策，而是经济资源不能仅仅因为被导向政治指定的优先事项就变得有生产力。

即使是所谓的成功，也可能以更广泛公众比本应达到的水平更穷为代价来满足政府规划者的要求。借用多伊尔的话说，很难察觉那只没有叫的狗——但这并不因此而变得不重要。

“六大网络”无疑会产生一些有用的基础设施，同时也必然会加剧中国已有的错误投资。北京的法令无法废除经济现实。一个经济体不会仅仅因为政府能够动员数万亿资金去建造东西就变得更富裕。它变得更富裕，是因为稀缺资源被配置到人们真正重视的用途上，并且投资决策受到可能亏损的约束。

在中国金融体系已经在处理上一轮大规模信贷扩张留下的数万亿不良债务、过去十年增长大幅放缓的情况下，北京的规划者显然还有其他动机推动这一轮支出，例如抬高国内价格水平、在试图谨慎处理与欧盟等贸易伙伴关系的同时抑制部分出口。人们本以为，此时再进行更多政府刺激应是最不该考虑的事情。

但当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时，一切看起来都像钉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Joseph Solis-Mullen 来自 Mises Wire

写于：11/05/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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