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今天的美国人在一件事上能达成共识，那大概是：没人知道特朗普下一步会干什么。他可以在前一刻威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几小时后就开始炫耀自己谈成了一项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这种令人眩晕的反复无常，像一层甩不掉的雾，笼罩在整个美国经济上空。
所以，当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上次会议上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时，几乎没有人感到意外。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也做了完全相同的选择。三家机构的理由出奇一致：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冲突持续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已被搅得不得安宁，通胀预期被推高，此时降息的风险太大。
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定于本月底，距离停火协议到期只剩一周。三月底，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承认，三月的会议不过是在“争取时间”。他坦率地说，决策层最终可能还是要面对“该做什么”的问题，但现在连经济会受多大影响都看不清。那些原本指望今年夏天能盼来政策松动的市场，只能再耐心等一等。
说实话，这次央行官员们做对了。货币政策打不开被封锁的航道，也叫停不了政府之间的敌对。如果有人假装它能，结果只会是雪上加霜。霍尔木兹危机本质上不是一个货币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只要白宫和伊朗的谈判没有结果，性质就不会改变：石油过不了海峡，油轮被迫绕行成本高得多的航线。无论央行怎么调整利率，都无法改变这一现实。能源价格照样会蹿上去，因为石油要抵达全球市场，比以前困难得多。
这里面有一个经济学家吵了几十年的关键区别。如果价格上涨是因为需求太旺，那么货币紧缩是合理的——央行确实应该管管总需求增长过快的通胀。但如果涨价是因为战争切断了石油这种关键原材料的供应，那么紧缩政策就使错了劲儿。它解决不了问题，只会通过拖慢经济其他部门来“补偿”。美国家庭无论如何都要花更多的钱加油，此时再人为压低需求、甚至冒着经济衰退的风险，只会让生活更艰难。工作都没了，油价再便宜又有什么用？
这个困境并不新鲜。1970年代，OPEC在1973年搞石油禁运时，美联储就面临过同样的选择题：要么容忍通胀，接受未来物价持续上涨；要么收紧货币，赌一把会不会引发衰退。结果美联储在两者间反复摇摆，哪个目标都没实现，最终搞出了那个年代的“滞胀”——物价高企，增长乏力。究其原因，就是决策者一直拿着不趁手的工具去硬怼供给冲击。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重蹈覆辙。但局势很容易说变就变。如果伊朗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央行一紧张，没准就会开出比病本身更害人的“反通胀药方”。把央行控制不了的供给问题，当成自己能管的需求问题来处理，绝不会有好结果。
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对这类冲击干脆“忽略”——这话在理。当价格飙升明显可归因于暂时性的供应中断，而非国内需求过热时，央行就该稳稳地按兵不动。货币政策有其固有的边界。忽视这些边界，结果就是物价涨、工作少，两头不讨好。美国经济已经被石油冲击伤了一下，如果再加上需求放缓，那真是双重麻烦。
这一次，鲍威尔、拉加德和他们的同事们算是暂时躲过了一劫。他们在极其棘手的局面下，做出了合理的应对。稳住通胀预期当然重要，而且鉴于疫情期间央行在通胀问题上栽过跟头，保护公信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键。但有时，公信力恰恰体现在知道什么时候该“不作为”。从这个角度说，三月份按兵不动，走对了。
真正能应对供给冲击的，从来不是货币政策。正确的药方在供给侧：靠外交结束敌对，靠战略石油储备稳住市场，靠能源来源多元化减少对单一通道的依赖。而这些事，是民选官员的职责——在美国，就是国会和总统，而不是央行行长。霍尔木兹危机提醒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有些经济紧急状态，需要的是政治解决方案。要求央行行长包揽所有能想到的问题，只会开一个危险的先例。把石油危机这类供给侧冲击，从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案头上挪开——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政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