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周四对外公开一批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许可档案.
数据显示,自去年 12 月至今年 5 月,英伟达与 AMD 合计提交 340 万枚先进 AI 芯片对华出口申请,最终获批 87.9 万枚,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百度、特斯拉上海等企业均在许可名单之内。
这份文件的公布,恰逢黄仁勋辞去英伟达 CEO 之后,国会两党同步启动对芯片出口审批流程的复盘,原本行政部门掌握的逐案许可权限,被推到国会监督的聚光灯之下。
委员会援引《出口管制改革法》,认定公开这批记录符合公共利益,公众有权知晓工业与安全局审批高端芯片流向中国企业的完整逻辑。
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在会议上直接表态,过去一个月,政府对出口管制的处置已经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与技术优势,工业与安全局没有严格执行既定规则,国会必须启动高强度监督。跨党派的一致质疑,让这场调查不再是单一党派的政治动作,而是美国国内围绕 AI 芯片管制边界的一次集中博弈。
文件中最具争议的线索,来自英伟达申请材料里列明的 Maginfra 与 New Matrix 两家承接主体。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马斯特指出,这两家实体属于用于芯片走私的幌子公司,办公室空置,和受到制裁的主体存在关联,即便存在这类明显风险信号,相关许可依然获得放行。
在议员看来,这足以证明审批环节的背景筛查存在漏洞。但参与审批的工业与安全局给出不同解释,所有许可决定由多个联邦机构共同磋商后落地,审批附带严格条件与数量约束,并非随意放行。
英伟达发言人约翰・里佐对外说明,整套审查周期超过半年,拿到许可之后,公司已经停止向中国运送 H200 芯片。公司同时强调,所有操作都严格遵循当时生效的商务部法规,不存在违规行为。AMD 同样给出标准化回应,企业持续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法规,内部建立完整合规体系管控全球业务。
市场层面的解读,和华盛顿议员的焦虑形成强烈反差。伯恩斯坦分析师斯泰西・拉斯贡认为,87.9 万枚的获批数量,放在整个申请体量里仅为四分之一,并不代表审批宽松。更关键的一点,获批不等于实际完成交付。
Moor Insights 分析师 Patrick Moorhead 提到,即便美方发放许可,国内没有放开大规模进口,H200 的实际出货规模持续低迷。英伟达披露,截至 7 月的季度,H200 对华出货贡献占数据中心业务收入比重不足 1%,拉斯贡形容,这部分收入在英伟达整体盘子里只是一个可以忽略的误差。
英伟达同期财报数据显示,包含中国大陆与香港客户在内,相关区域营收占总营收 9.5%,但这一份额并不主要来自 H200 这一批高端芯片。一边是国会把许可清单当成管制失效的证据,一边是企业和市场确认,许可落地的实际流量极低,这种错位,是本次事件最核心的矛盾。
时间线向前追溯,这套逐案许可机制本身,就是美国管制政策反复摇摆的产物。拜登政府 2022 年落地高端芯片出口禁令,英伟达、AMD 随即修改芯片规格,推出适配管制规则的版本。
去年 12 月,特朗普提出新方案,英伟达可以向中国经过审核的客户出口 H200,前提是美国拿到 25% 销售分成。工业与安全局后续调整规则,将 H200 以及 AMD 同级别芯片的审查模式,从推定拒绝改为逐案评估,设置本土产能保障、第三方性能测试、客户安全流程等一系列门槛。
这套折中方案,本意是在商业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找平衡点,允许合规商业场景获得有限算力供给,同时阻断高风险渠道。但这套依赖人工个案审核的模式,天然存在解释空间,一旦出现可疑主体通过初审,就会立刻成为国会攻击行政部门的靶子。
监管调查正在多条线同步铺开。黄仁勋定于 12 月 1 日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及另外两个委员会的闭门笔录问询,英伟达总法律顾问蒂姆・泰特次日接受听证。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蒂姆・斯科特已经确认,黄仁勋与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都将出席参议院的作证环节。
卢特尼克本身承受巨大压力,议员质疑他和黄仁勋的私人关系,以及没有及时处置新加坡企业 Megaspeed。调查人员怀疑这家由前英伟达高管任职的公司,存在绕开管制向中国转移芯片的行为。
在舆论压力之下,商务部已经紧急出台临时最终规则,封堵第三国数据中心向中国客户远程出租高端算力的漏洞,新规由财政部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起草,用来补上管制体系里此前被忽略的算力租赁通道。
做空机构 Hunterbrook 同步放出针对 AMD 的报告,指控在服务器制造商 IEIT Systems 被列入黑名单之后,AMD 持续向其提供新固件,支撑芯片在服务器上运行。这份报告直接带动 AMD 股价下挫,把 AMD 和英伟达一并拉入合规风险的讨论。
两家企业占据全球 AI 芯片供给核心份额,任何一项审批瑕疵,都会同步传导至资本市场估值。芯片厂商处在两难位置,一方面需要维护中国市场的商业渠道,分摊巨额研发与制造成本;另一方面,国会的监督压力持续抬升,任何一笔许可都可能被放大为国家安全事件。
这场风波,暴露出美国芯片管制体系的底层缺陷。管制规则不断更新,但执行环节高度依赖个案审核,审批、交付、后续追踪分属不同部门,信息链条很难完全闭环。许可文件只能证明监管机构同意放行,无法全程跟踪芯片最终流向。
议员看到的是纸面审批清单,市场看到的是极低的实际出货量,企业看到的是随时变化的监管口径,多方信息不在同一维度。
短期来看,国会听证大概率不会直接推翻已经发放的许可,但会倒逼工业与安全局收紧审查标准,抬高后续申请门槛,增加附加限制条件。长期而言,跨党派的监督共识一旦形成,后续新的管制立法会持续压缩逐案许可的弹性空间。
AI 算力竞争的博弈,从来不是只看一纸出口许可。美国反复调整规则,试图在留住本土芯片产业商业收益、守住技术优势两个目标之间取舍,但是两个目标本身就存在冲突。行政部门倾向保留弹性,给硅谷企业留出市场空间;国会两党现在更偏向收紧闸门,把任何芯片外流风险当成政治议题。
这份 87.9 万枚芯片的许可清单,不是管制全面放开的证明,也不是大规模芯片流入的证据,它只是美国内部政治拉扯的一个切片。
接下来听证会上的质询、新的补充规则、资本市场的持续定价,都会继续改写高端芯片跨境流动的边界,而硅谷的芯片巨头,会持续处在这场拉锯的风口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