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经济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悖论：股市屡创新高，谢克尔对美元汇率一度升至1995年以来最强水平，失业率维持在2.6%的历史低位。

但与此同时，国防开支较战前激增逾120%，2026年国防预算达1430亿谢克尔，财政赤字目标被反复上调至4.9%，惠誉预计实际赤字可能高达7.5%。2025年GDP增长3.1%，人均GDP仅增长1.7%，仍低于战前趋势。

这种"战争繁荣"的幻象，本质上是三股力量在托底。第一，美国援助大幅涌入。战前美援每年约40亿美元，不到GDP的1%；战争爆发后拜登政府批准200亿美元军售，特朗普进一步加码，美元流入直接推高了谢克尔汇率。

第二，资本稀缺推高回报率。以色列商业部门资本产出比长期低于美国，战争导致投资下降约25%，资本总量减少反而抬升了剩余资本的边际回报，股市因此显得“坚挺”。

第三，预备役动员掩盖了失业。约20万预备役人员被征召，工资由国家保险研究所支付，雇主无需裁员，失业率数据因此失真。

但实体经济的伤口无法被金融指标掩盖。2023年第四季度GDP萎缩5.4%，商业部门产出至今仍未恢复到长期趋势线；投资下降25%后尚未回升；港口清箱量在冲突高峰期腰斩，零售业销售额一度仅为去年同期的50%。

更棘手的是，战争正在从“临时支出”变成“永久性财政负担”。以色列央行估算战争总成本已达4050亿谢克尔（约1330亿美元），而年度国防开支正被推高至1830亿谢克尔，较战前高出至少400亿谢克尔，且每年还需支付约100亿谢克尔的新增债务利息。

政治僵局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境。2026年11月8日，总统赫尔佐格正式授权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组阁，但其核心联盟仅48席，距离61席的组阁门槛相差甚远。

阿拉伯裔政党虽表态支持“倒内”，但拒绝在国家安全等核心议题上让步；右翼盟友则明确反对依赖阿拉伯政党执政。组阁期限至12月6日，可延长至12月20日，若两轮组阁均失败，以色列将面临两年内第三次大选。

看守政府仍在持续军事行动，国防部长卡茨11月12日明确表示无需征得反对派同意。这意味着无论谁最终上台，军费降不下来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评级机构已出现明显分歧。穆迪和标普在加沙停火后将以色列展望调至“稳定”，但惠誉维持“A”级负面展望，预计债务占GDP比重将从2025年的68.6%攀升至2028年的72%以上，远高于OECD国家中位数的58%。

分歧的核心在于一个假设：军事开支能否实质性下降。只要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不停止，这个假设就站不住脚。

对即将组阁的新政府而言，真正的难题不是政治谈判本身，而是如何在军费刚性、赤字高企、投资低迷的三重压力下重建财政纪律。

增税（增值税已上调1个百分点）和削减民事开支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病因。只要冲突不收敛，不确定性就不会退场，私人投资和消费的犹豫也不会自动消失。

金融市场的热闹正在掩盖实体经济的伤。股市的坚挺、谢克尔的强势，更像资本稀缺和美元流入的副产品，而非经济健康的证明。战争没有明确终点，财政账单就不会停止累积。

对以色列而言，最危险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习惯了用金融指标的自我安慰，去替代对结构性创伤的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