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一个核心疑问始终萦绕在全球市场上空：这场地缘冲突是否正在促使非美国政府放弃美元债务？

随着美国国债拍卖疲软，自战争打响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上涨近50个基点（目前略有回落），这一疑问更显迫切，而各国央行的资产动向，正成为解开答案的关键线索。

媒体最新披露的美联储托管数据显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非美国央行已累计抛售价值82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使得它们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降至2.7万亿美元，创下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不过客观来看，820亿美元在全球宏观经济格局中只是九牛一毛，且美联储托管数据与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TIC）跨境数据存在轻微出入，不能仅凭这一数字就判定非美政府已开启“弃持美元债务”的浪潮。

此外，部分央行抛售资产并非出于反美情绪，而是动荡时期积累防御性资金的现实需求，波兰央行抛售黄金，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

尽管如此，各国央行的抛售行为仍引发广泛关注，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地缘与货币背景。此前已有报道称，伊朗要求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以人民币或加密货币支付通行费。

在局势动荡的当下，美联储的资产托管数据往往具有风向标意义，任何细微的资产变动，都可能被市场解读为“去美元化”的信号。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各国央行备受关注的同时，它们并非影响美元债务的唯一重要非美国参与者。事实上，如果伊朗战争持续下去，对冲基金——尤其是位于开曼群岛的对冲基金，其影响力可能会愈发凸显，成为左右美国国债市场的关键力量。

纽约联储银行的一项研究揭示了核心原因：自2018年以来，杠杆对冲基金大幅增加了美国国债的持有量，这一趋势背后，是基差交易的蓬勃发展，即基金利用国债期货与现货价格之间的价差进行套利。

与此同时，国际清算银行表示，对冲基金的国债互换交易（国债与其他证券之间的互换）近期也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美国金融报告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对冲基金持有的美国国债多头头寸达2.4万亿美元，空头头寸为1.6万亿美元，规模几乎是三年前的三倍。

这与中国等其他非美国投资者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已大幅放缓美国国债购买速度，导致外国投资者目前持有美债的占比不足30%，远低于2008年46%的峰值。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跨境对冲基金的资金流动极具不透明性——官方 TIC 数据显示的流动规模相当有限，但美联储经济学家指出，TIC 数据严重低估了实际情况，真实资金流动规模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

基于这一判断，美联储经济学家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开曼群岛实际上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其持有量远超中国、日本和英国”。

他们进一步指出，2022年至2024年间，对冲基金吸收了37%的美国国债净发行量，这一数字“几乎与其他所有外国投资者的总和相当”。这种影响力并非仅限于美国国债，日本央行近期也披露，对冲基金正大量购买日本政府债券，只是这一现象鲜为人知。

对冲基金的大规模参与，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Citadel的Ken Griffin等对冲基金经理认为，这并非坏事。尽管其观点带有明显的利己主义色彩，但也有一定道理：此前美联储放弃量化宽松政策时，对冲基金对美国国债的需求，有效缓解了国债抛售压力。

在大型银行缩减传统做市业务的背景下，对冲基金也为市场提供了宝贵的流动性。更重要的是，对冲基金的购买行为完全出于财务考量，而非政治偏见，这与部分政府的资产配置逻辑截然不同。

但这种高度依赖也蕴藏着巨大风险。如果经济或金融基本面突然发生变化，比如利率上升导致相关交易吸引力下降，大量对冲基金可能会集体撤离，进而引发潜在的金融稳定风险。

这种场景并非没有先例：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后、2025年4月“解放日”关税政策出台后，都曾出现过对冲基金大规模撤离国债市场的情况。

伊朗战争会导致历史重演吗？目前来看，答案尚不明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决心维持市场稳定。尽管伊朗战争初期，部分对冲基金的密集交易出现“清仓”迹象，但好在这种趋势并未加速，同时保险公司等长期资产持有者也未表现出明显的退出意愿。

但风险仍未消散：如果伊朗战争持续下去，加剧全球通胀风险，或是引发更多地缘政治冲击，当前相对平静的市场局面能否维持，仍是未知数。

更关键的是，贝森特明年将面临巨大的债务展期压力：需要展期33%的美国债务，相当于10万亿美元的国债出售。这意味着，关注伊朗局势的投资者，不仅要紧盯霍尔木兹海峡的动向，更要关注开曼群岛的对冲基金动态。

毕竟，这些隐藏在幕后的资本力量，或许将决定美元债务的未来走向，也将考验贝森特维持市场稳定的“妙计”能否持续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