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多次声称，关税——尤其是在麦金莱时代——使美国变得富裕；事实上，富裕到政府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资金。以下是他的几段代表性言论：  

“你知道，在1870年至1913年间，我们没有所得税。我们靠的是关税。那时外国进来，他们偷走我们的工作、公司、产品，剥削我们。他们过去常这样做，然后我们转向了关税——关税体系。这个体系赚了太多钱。那是我们最富裕的时候——从1870年到1913年——然后我们引入了所得税，聪明地引入了所得税。‘不，我们不想让别人付钱，让我们自己人付吧。’接着1928年、1929年发生了大萧条，我称之为1929年。那是个糟糕的时期。但你知道，那时没有关税，1913年关税就结束了。但那是我们国家最富裕的时候。”  

“是时候让美国回归那个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裕、更强大的体系了。”  

“他们设立了1887年的伟大关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只有一个职能：处理我们收到的所有资金。资金量太庞大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一个蓝带委员会，成立于1887年，专门研究如何处理我们拥有的所有资金。”  

特朗普甚至自称是“关税人”。然而，这种说法并不新鲜，他频繁提到的关于镀金时代美国经济的观点——如上述引言所示——需要仔细审查。  

苹果与橙子

奥地利经济学的洞见之一是谨慎理解经济历史的作用和正确使用。奥地利经济学家认识到，历史事件是真正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情境无法在所有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复制，不存在科学实验中的“其他条件不变”来隔离变量，且人类是行动和选择的主体。因此，经济历史可以用来阐释，但不能通过实证方法生成正面的经济理论。即使假定实证主义，也需要先有一个经济理论来解释数据。因此，目标应该是建立健全的、公理化的理论来解读数据。  

基于此，经济历史在其限度内非常有用，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历史实际上并不会“重演”。如果我们要将现在与过去的事件进行有效比较，那么它们应该有重要的关联点。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确保情境足够相似，历史类比才有效。这是特朗普对镀金时代的怀旧、关税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麦金莱总统任期以及政府收入过剩的论述所面临的问题。  

虽然本文主要探讨这一时代与现在的差异，但特朗普确实犯了一些明显的历史事实错误。主要错误是他声称1913年后有所得税但没有关税。确实，1913年后引入了所得税，大萧条也随之发生，但所得税之后仍有关税。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出现于1920年代，加剧了大萧条的状况。虽然许多容易轻信的人以为所得税会取代关税，但实际上他们两者兼得（我们也很可能会面临同样的情况）。  

回到主要论点，特朗普论述中的差异在于，镀金时代美国经济存在或缺失的条件与今天不同。那一时期没有所得税、由美联储驱动的货币和价格通胀，以及繁重的监管体系；而当时存在储蓄和资本积累、不完美的金本位制、更为有限的政府、人口增长带来的更大劳动分工，以及一些高额关税。单单列出这些条件就足以显示镀金时代的经济环境与当前时代的巨大差异。明确来说，今天的美国有美联储带来的巨大货币信贷膨胀、所得税（以及其他多种税收负担）和庞大的监管体系。在这个体系上简单增加关税并不会复制镀金时代的经济条件，反而是增加了一种新负担。  

关税与19世纪的增长

声称贸易限制带来繁荣的说法有几个理由值得怀疑。忽略关税的所有后果，只关注鼓励和保护国内生产，许多人忽略了其前提的重要含义。以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林肯在内战期间通过封锁脱离的南方加强了邦联的地位。（是的，我明白程度和规模很重要。）在镀金时代，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提出了类似观点，米尔顿·弗里德曼经常改述——我们在战时封锁和制裁敌国，切断他们的贸易作为惩罚以削弱他们，但在和平时期却通过关税自我制裁：  

“保护性关税和封锁舰队一样，都是使用武力的手段，其目的相同——阻止贸易。二者的区别在于，封锁舰队是国家用来阻止敌人贸易的手段；而保护性关税是国家用来阻止本国人民贸易的手段。保护主义教给我们的是，在和平时期对自己做敌人在战时对我们做的事。”（重点为作者所加）  

贸易历史学家道格拉斯·A·欧文发现，在19世纪，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英国相当，但制造业生产率大约是英国的两倍。美国工人大量从农业转向制造业，但“关税在这转变中几乎没有功劳，因为从内战到这一时期的进口保护水平大致恒定，其影响已体现在1870年的数据中”。  

或许关税在这一时期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发展？然而，关键问题是，美国对制造资本品征收了高额关税，而这些资本品是增长和生产率的关键。或许“幼稚产业”受到保护免受外国竞争，从而促进了国内增长？讽刺的是，每有一个案例显示国内产业相对于外国竞争者获得了优势（甚至可能并非来自关税），就有一个匹配的案例显示产业仍然低效。事实上，一些产业因中间投入品（如钢铁）被加征关税而受到阻碍。欧文总结道：  

“总之，关税与生产率之间的许多联系难以捉摸。对于每一个推测性论点认为关税可能通过某种渠道促进了更高的生产率，就有一个同样有力、同样推测性的反驳论点……  

19世纪末的美国经验常被用作高关税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有益的证据。但仔细审查后，很难证实这一说法。19世纪末的高关税与快速增长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存在因果关系。要提供因果关系的令人信服证据，需要确定关税据称产生有益影响的具体渠道或机制。此处进行的简单计算表明，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增长并不依赖于关税。”  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更多归因于资本深化，这得益于自愿的私人储蓄。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和更专业化的劳动分工。这并非由关税导致，事实上，关税可能阻碍了这一过程。此外，二战后随着关税大幅降低，经济增长反而增加，因此，关税作为经济增长的独立变量是值得怀疑的。

篇幅有限，无法充分阐述一些进一步的观点，但值得一提。首先，这一时期的关税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负担沉重，以至于他们准备呼吁引入所得税（错误地认为所得税会取代关税）。部分历史可参阅弗兰克·乔多罗夫的《所得税：一切罪恶之根》。  

其次，关于关税让美国富到不知道如何处理资金的说法，我们需要注意几点。政府通过关税获得收入并支出，并不等同于美国人变得富裕。尽管如此，特朗普的论点有一定道理。在某些时期，联邦政府确实有盈余，收入超过支出。大政府共和党人希望政府增加支出，而民主党人则希望降低关税。对于包括格罗弗·克利夫兰在内的许多美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种胜利。对克利夫兰而言，答案显而易见：如果政府收入超过支出，就降低税收！克利夫兰在1887年说：  

“当我们考虑到我们制度的理论保障每个公民充分享有其产业和企业的所有成果，仅扣除其为谨慎和经济地维持保护他的政府所应承担的部分时，显然，超出这一部分的征税是不可辩护的勒索和对美国公平与正义的应受谴责的背叛。这种对承担国家税收负担者的错误，就像其他错误一样，会滋生一系列恶果……  

……通过对其目的的扭曲，政府无用地从贸易渠道中扣留资金，似乎有理由主张政府应制定一些合法手段，在紧急情况下，不浪费或奢侈地将这些资金归还给人民。”（重点为作者所加）

来源：Mises Wire作者：约书亚·莫霍特（Joshua Mawho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