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中介（商人、分销商、贸易商）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他们远非单纯的“剥削者”，而是在劳动分工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没有他们，整个社会将无法运转。

巴斯夏在《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第6章《中介》）中，深刻批判了当时（尤其是社会主义者）对中介角色的普遍误解。那时，中介常被贬为“投机分子”和“寄生虫”，一些社会主义者甚至主张彻底废除这些职业。他们指责中介“插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既不劳动又不生产，却从两头敲诈”，并主张由公共集体组织来管理与分配经济资源。

取代市场中介的替代方案

巴斯夏为中介（即所谓“中间商”）辩护道：

当饥饿的胃在巴黎，而能填饱它的谷物在敖德萨（Odessa），痛苦就不会停止，除非谷物与胃接触。这种接触有三种方式：  

1. 饥饿的人自己去取谷物；  
2. 交给那些以此为业的人去做；  
3. 大家凑钱，委托公职人员去办。

巴斯夏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种方案从来都不是现实选择，因为普通人既没有时间、没有资金，也没有知识去国际市场上找到最便宜、品质最好、最易运输的小麦。他写道：“让三千六百万公民亲自去敖德萨取他们需要的小麦，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让市场去做，要么交给对经济计算、利润与亏损一无所知的公务员去做。把这件事交给政府，必然导致灾难。巴斯夏认为，这将需要大幅加税、雇佣大量公务员来管理，其结果无非是：

两个“看不见的”即时恶果：腐败、不公、滥权，以及全民贫穷。人民无法将资本用于更有生产力的用途，只能依赖一个不以个人利益和利润为导向的、次优的资源分配系统。

他进一步指出，国家根本不可能掌握将小麦分配给1850年人口达3600万的法国的所有必要信息：

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不受管制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联合，远远优于他们那些肥沃想象力所能发明出来的任何联合。

在这些观点上，巴斯夏比米塞斯和哈耶克早一个世纪，就已从逻辑上批判了社会主义和经济决策集中化的危险。他早已指出，由于知识在社会中的分散性，经济计算根本不可能实现。

早在奥地利学派之前，他就明白知识的关键作用，明白任何人（即使是天才）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知道一切。他也认识到，那些拒绝承认自己无知的人，恰恰对他人构成了危险。巴斯夏在本章结尾写下了那句名言：

我们越是考察这些“先进学派”，就越是确信，其根基只有一句话：无知自封为全知，并以这种全知的名义要求专制。

中介的作用，就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一部分。

于是只剩下第二种方案：让人们按照巴斯夏珍视的交易自由，自愿组织起来。

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尤其是在最自由、最开化、最有经验的社会里，当人们自愿选择了第二种方案时，我承认，这已足以让我偏向这一边。我的理性拒绝接受整个人类在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事情上集体犯错。

在自由市场中，中介通过完成消费者自己无法完成的分配环节，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是的，中介要收费，有时收费很高，但这正是对他们真实贡献的报酬。换句话说，我们购买一件消费品时，实际上是在为中介“替我们做的”那些工作付费：从生产者处采购、投资运输/物流/仓储资本、投入时间、劳动以及承担风险。巴斯夏写道，消费者某种意义上必须向商业偿还这些“垫付的费用”，因为这些费用是企业家基于对未来利润的预期而预先垫付的。

……商业受自身利益驱使，去研究季节、每日发布作物状况、从全球各地收集信息、预见需求、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中介在市场劳动分工中扮演关键角色。通过专门从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活动，他们让生产者专心耕种与生产，让消费者得以从事其他活动。劳动分工一如既往地解放了时间与精力。这些日益复杂的投资和生产过程，使个人财富得以持续增长。巴斯夏的“社会和谐”包含三要素：交易自由、产权、尊重个体。他写道：

……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同样不可抗拒地促使他们让消费者分享那些节省下来的利润。

在《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这一章里，巴斯夏提醒我们：通过竞争，中介被迫以最低价格提供最高品质的服务。他们是自由市场中个体间协调的“隐形协调者”，让人们不必在无价值活动中浪费时间。因此，中介赚取的利润是正常的，因为他们的“服务本身就包含了报酬的原理”。这种报酬，用巴斯夏的话说，就是对其社会效用的奖励。按照他那纯正的价值理论，竞争会确保这种奖励与服务对个体的有用程度保持相称——这一点他在未完成的巨著《和谐经济论》中已有详尽阐述。

2025年11月25日 • Mises Wire • 作者：Ulrich Fr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