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一年，将迎来戴维·卡梅伦于 2016 年发起脱欧公投的十周年——这是近几十年来英国政治中最具震撼性的事件。同时，这也是对鲍里斯·约翰逊在 2020 年 12 月签署的《贸易与合作协定》进行五年一度审查的时间节点。正是该协定，正式确立了英国以“硬脱欧”的方式退出欧盟单一市场、关税同盟和人员自由流动体系。因此，按理说，2026 年本应充满对这场历史性断裂后果的反思，以及对英欧未来关系的激烈讨论。

然而，现实恰恰相反。脱欧如今在英国政治议程中的位置，低得出人意料。这一点尤其令人惊讶，因为自 2016 年以来，公众舆论已发生明显转向。对脱欧的失望情绪不断累积，先后拖垮了三位保守党首相，最终在 2024 年 7 月将基尔·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推上压倒性胜利的高位。通过设立新的非关税壁垒，脱欧打击了英国的商品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出口。预算责任办公室最初预计脱欧将使英国 GDP 长期减少约 4%，这一判断至今看仍大致成立。

不过，真正“改变立场”的选民并不多。舆论天平转向反脱欧，主要源于另外两个变化。其一，年长的脱欧支持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更年轻、倾向留欧的一代取代；其二，2016 年尚未表态的中间选民，如今明显站在留欧一侧。结果是，最新民调显示，多达 56% 的受访者认为脱欧是一个错误决定。

尽管如此，脱欧并非一件可以轻易逆转的事情，原因至少有三点。

首先，不可能回到 2016 年之前的原状。英国若想重返欧盟，必须重新申请成员资格，并就加入条件展开谈判——这在国内将遭遇 Reform UK 和保守党的强烈反对。英国不仅难以恢复此前的预算返还特权，甚至可能被要求承诺加入欧元区。

其次，欧盟本身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与 2016 年相比，欧盟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更加积极，更多事务转向多数表决机制，其预算规模更大，并首次系统性地引入了共同借债。

第三，英国国内几乎没有意愿重新开启一场撕裂社会的脱欧大辩论。正因如此，斯塔默政府选择了一条更务实、也更低调的路线，逐步拉近与欧盟的距离。事实上，这一进程在苏纳克执政时期就已启动，当时修订后的北爱尔兰议定书，旨在减少脱欧后大不列颠与仍留在欧盟商品单一市场内的北爱尔兰之间的非关税壁垒。斯塔默如今希望更进一步，通过对齐欧盟的食品和动植物检疫标准，并加入共同的能源与环保规则，继续降低贸易摩擦。

地缘政治形势，则为英欧更紧密合作提供了更强的现实理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特朗普第二任期中反复无常的美国政策、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都让欧洲形成更有力的共同应对显得愈发迫切。减少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依赖、加强欧洲自身防务投入，也指向同一方向。脱欧后的英国当然仍希望强化与美国、加拿大及亚太地区的联系，但在欧洲防务与安全体系中，它正再次成为关键角色。

那么，英欧关系将走向何方？一个重要背景是，欧盟的心态已比过去更为放松。早年担心脱欧会引发“多米诺效应”、鼓励其他成员国退出的忧虑，如今基本消散。欧盟仍然坚持维护单一市场的完整性，但在允许非成员“有限度参与”方面，态度更加开放。随着欧盟考虑进一步向东扩展，类似瑞士式的部分成员关系，可能变得更可接受。即便是人员自由流动，在一些欧盟国家悄然重新实施边境管控后，也不再是高度敏感的禁忌议题。

放眼更长远的未来，还可能出现更加多样化的关系模式。挪威和冰岛等非成员国，正在重新讨论长期搁置的入盟问题；西巴尔干国家、摩尔多瓦和乌克兰，都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但可能长期达不到完全成员资格的关系。多层次、差异化的合作结构，或许反而比“硬脱欧”更适合英国。

回过头看，2016 年的公投或许并未永久性地决定英国在欧洲项目中的位置。英欧关系仍将持续演变，路径未必线性，也可能充满意外。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里，这种演变更可能把双方拉得更近，而不是推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