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间可以倒流，让我们把甲午战争之前的李鸿章请到今天的布鲁塞尔，他大概会迅速适应环境——不是因为语言相通，而是因为气氛熟悉。长桌、文件、仪式感，以及对“秩序”的虔诚，还有一种深层的自信：世界终究会按照我们理解的方式运转。

7月27日，冯德莱恩代表欧盟签署那份被法国前总理贝鲁直言为“明显失衡”的贸易协议时，欧洲接受了一个极其清晰却仍被刻意包装的现实：美国对欧盟商品的平均关税从4.8%跃升至15%，欧盟则承诺购买更多美国军备、能源并加大对美投资。

这不像谈判，更像一次带着礼貌微笑的摊牌——条件已经写好，选择只有签与不签。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不免让人想到200年前，清朝政府签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时的画面——流程同样完备，条文措辞严谨，礼节一丝不苟，唯一缺失的，是谈判空间。区别只在于，当年的压力来自船坚利炮，而如今却多了一份关税清单。

如果说欧盟7月27日的第一份协议还可以被解释为“各退一步”的“现实妥协”，那特朗普围绕格陵兰的最新动作，则干脆撕掉了最后一层文明包装。

丹麦与欧盟拒绝“出售”格陵兰后，特朗普宣布：2月1日起对丹麦、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征收10%关税，6月1日升至25%，并且明确写道——关税将持续，直到“完成对格陵兰的完全收购”。

这句话如果稍作修辞，几乎可以直接放进19世纪东方外交与战争史的教材里。只不过当年写的是“通商口岸”，今天换成了“战略领土”；当年是战争和鸦片，如今是收购和关税——而且战争的选项仍放在特朗普的办公桌上。

清朝的悲剧从来不在于它不知道世界在变，而在于它始终相信危机可以被“管理”和被“谈判”，而不需要主动去“参与”。火车被视为威胁秩序，机器被视为异端，制度改革被视为对权威的冒犯。结果是，当世界进入工业化竞争时，清朝仍试图用礼制和行政惯性维持国际地位。

而现在的欧洲几乎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它版本的精细，比如用制裁和监管取代产业竞争，用欧洲标准却无视技术的进步，用数不清的程序与会议来掩盖战略空白，却反复用“捍卫民主”这面道德盾牌，遮盖一个越来越无力参与全球竞争的欧洲。

清朝当年也是在类似的认知落差中失去主动权的。列强眼中的是港口、航道、关税与市场；清廷眼中的是朝贡体系与名分秩序。当双方谈论的根本不是同一套现实，结果只能是单方面“妥协”。

欧洲的回应则几乎完美复刻了这种错位。紧急峰会、联合声明、强调团结、包括组建一直不足50人的所谓联合演习，并警告此举将破坏跨大西洋关系，甚至提醒特朗普这会让中俄“笑到最后”。

但这些在道义上无懈可击的论述，在特朗普的“组合拳”上却毫无重量，这就像当年的清朝也反复强调“天朝体制不容侵犯”一样。

所以，连意大利的防长都调侃这种你派15人，他派15人的军事援助像一个笑话的开头。更讽刺的是，在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发出不就，仅仅停留44个小时的德国15名军事人员就撤出了格陵兰岛。

同时，在美国国内，根据民调显示，支持收购格陵兰的美国民众不足20%。这说明，现代强权外交早已不需要广泛民意授权，只需要一个好用的“国家安全”理由。就像晚清时期残酷的现实一样——外部世界从不为你的内部共识买单。

欧洲今天仍然拥有中国清朝时期无法想象的资源与基础，但它正在犯清朝同样致命的错误：把过去的地位当成未来的保障。一个“悲观、各怀算计且无统一行动的未来”，正在成为欧洲的现实写照——害怕变化，却又无法形成统一的前进方向，只能在一次次外部冲击中被动调整。

格陵兰事件不仅仅是一个外交插曲，而是一面历史镜子。它提醒欧洲：在一个重新回到强权逻辑的世界里，民主不是护城河，规则不是保险箱。清朝当年相信秩序可以自我维持，结果迎来了一个世纪的屈辱。

而欧洲今天仍有时间去选择不同的结局，但前提是——它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必须正视欧洲当前在技术、产业的短板以及在地缘政治中的站位，而不是继续沉溺于规则、民主、自由与价值的天然赋权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