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欧洲常被描绘成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大陆：夹在地缘政治对手之间，被繁复的监管束缚手脚，又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显得步伐迟缓。这种叙事听起来顺耳、传播性极强，但问题在于，它过于简单，也并不准确。

事实上，如果从生活质量、社会稳定和制度韧性这些维度来看，欧洲依然站在全球第一梯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普惠的医疗与教育，让大多数人过上了安全、体面的生活；而在一个越来越多国家向威权滑行的世界里，民主、法治和媒体自由依然在欧洲牢牢扎根，这本身就是一种被市场低估的“硬资产”。

当然，这种社会选择并非没有代价。欧洲人工作时间更短、收入分配更均衡、风险由社会更多分担，这些都压低了传统意义上的GDP指标。按照欧洲央行的测算，如果欧洲人的工作时长与美国相同，大西洋两岸人均GDP差距中，大约三分之二会自动消失。这并不是效率之争，而是价值选择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欧洲的增长成果分配得更广泛，美国过去几十年的收入增长，很大一部分并未流向90%的人口，而是集中在少数行业和地区。若以“中位数州”和“中位数国家”来比较，美欧人均GDP增长几乎是同步的，这与大众印象中的“全面落后”并不一致。

真正的分化，发生在欧洲内部。曾经被视为问题区域的南欧国家，反而在近几年跑出了令人意外的成绩单。结构性改革、欧洲共同基金以及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让这些国家的增长和就业明显改善。西班牙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迅速崛起，开始承接未来能源密集型产业；爱尔兰则稳稳坐上了全球科技、制药和生命科学公司的战略据点。相较之下，压力最大的，反而是欧元区的传统核心，尤其是德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出口导向模式在“去全球化”的世界中逐渐失灵，长期偏弱的内需让德国经济对外部冲击异常敏感。

好消息是，这并非无解。通过扩大对基础设施和国防的公共投资，并辅以结构性改革，德国完全有能力走出停滞，而其复苏将对整个欧洲形成正向溢出。但即便如此，欧洲真正的“硬伤”依然存在，那就是生产率增长乏力。问题不在于缺乏创意，而在于创意难以规模化。对创业者而言，跨越欧洲边境，往往意味着重新面对一套法律体系、公司制度和监管规则。这种碎片化，就像一道内部关税墙，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结果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实：欧盟内部的服务贸易规模，竟然不比与非欧盟国家更高。

要打破这一僵局，最具穿透力的方案，是建立一个被称为“第28种制度”的统一欧洲企业框架。它不是要取代各国法律，也不触碰税收和社会保障这些政治高压线，而是为所有规模、所有行业的企业，提供一套可直接适用的“欧洲级”公司制度。企业可以在不同国家自由扩张，而无需每到一地就推倒重来；资本市场因此更深，人才流动更加顺畅，欧洲也才有机会真正打造出一个“欧洲制造”的全球品牌，不只是出生在欧洲，更在欧洲完成价值创造。

前提是，这套制度必须以欧盟统一法规的形式直接落地，否则，“第28种制度”很可能演变成27个版本的新碎片化，那将是一种近乎行为艺术式的自我消耗。归根结底，欧洲并不缺想法，也不缺人才，它缺的是把这些优势放大的尺度，以及下定决心去建设这种尺度的勇气。经济僵局的本质，从来不是衰退，而是被困在“差一点就够大”的尴尬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