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欧洲两大左翼政府同时遭遇街头抗议浪潮。5月23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爆发“尊严游行”（Marcha por la Dignidad），数万民众从普拉多·德·科隆广场出发，高举西班牙国旗，高呼“政府辞职”“社会主义黑手党下台”，直指社会主义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及其社会党政权系统性腐败，而且桑切斯妻子戈麦斯已经被正式起诉以权谋私、商业腐败。民众上街要求提前大选！

几乎同期，英国伦敦爆发“联合王国游行”（Unite the Kingdom），数万“爱国者”在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等组织下走上街头，强烈要求工党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下台，核心诉求直指移民政策失控、经济压力与生活成本飙升。

这两场游行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欧洲部分民众对左翼/社会主义执政党长期经济政策不满的集中爆发。这两个政府上任后推行的“高税—高支—高管制”模式，虽短期通过债务、欧盟资金与移民拉动GDP，但已严重扭曲市场信号、抑制私人投资与创业激励，导致住房危机、青年失业顽疾与中产税负加重，最终酿成街头不满。

上任后不友好市场的核心政策：干预与税负双重挤压

西班牙桑切斯政府（2018年起执政至今）的经济政策以“社会盾牌”与结构性干预为名，实际加剧市场扭曲。2025-2026年，政府推出大规模税改，据欧盟议会质询估算，增税大约600亿欧元。其中，大幅上调企业税、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并对银行、能源企业征收“暴利税”，额外增收数十亿欧元。虽然，税负占GDP比重虽低于欧盟平均，但打击西班牙的国际竞争力，西班牙税竞争力排名约34位。

高边际税率自然会削弱工作与投资意愿，企业外流风险上升，最终税基萎缩，政府需要税收平衡开支，结果却相反。公共债务/GDP维持在100%左右，赤字依赖欧盟复苏基金维系高福利支出，挤出私人部门投资。

西班牙的住房领域干预尤为激进。政府大幅增加公共住房预算、成立国有住房公司、转移土地给政府，并推行租金管制与“社会功能”要求。结果适得其反，过去十年租金大涨超70%，2024年二手房价格年增10.7%，供给短缺加剧黑市与更高生活成本。

劳动力市场刚性同样突出。2018年以来最低工资累计上调61%，劳动改革限制临时合同、加强雇员保护。失业率虽降至约10%，但青年失业率仍高达24%，在欧盟算最高之一。大规模移民正规化短期填补岗位，却压低工资、增加福利负担，未提升生产率。

英国斯塔默工党政府

类似“隐形增税”与财政拖累成为核心痛点。

2025年预算增加260亿英镑税收（加税约 200 亿英镑 + 冻结税级）。雇主国民保险（NICs）从13.8%升至15%，同时将所得税/NICs起征点冻结至2031年，导致数百万人工资被拖入更高税阶。资本、财产与股息税进一步上调，预算责任办公室（OBR）估算，税负/GDP预计2027-28年升至历史新高（37-38%）。英国保守党痛批：这直接惩罚工作与投资，增加企业成本，抑制招聘、工资增长与长期投资。

Starmer政府2024年承诺成立国有绿色能源公司，议会2025年1月通过Great British Energy Act，拨款83亿英镑公共资金，用于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目标产生8GW电力）。这是额外补贴（叠加现有CfD合同等），成本由纳税人和消费者承担，可能导致低效投资。可再生能源政策（Renewables Obligation、CfD等）导致英国工业电价远高于国际水平，约美国4倍、全球平均高46%，当然，这与北海天然气枯竭、碳中和强制目标、输电成本、历史能源结构有关。2025年能源趋势显示，政策成本仍是工业用户主要负担之一。

这两国共通问题在于：违背市场自发秩序，靠消费、移民与外部资金制造“假繁荣”。西班牙GDP一度领跑欧盟，英国2025年增长1.4%，但生产率停滞、债务高企、年轻人/中产实际购买力受压。抗议者看到的，正是“社会主义实验”让普通纳税人买单：更高生活成本、更难创业、更贵住房。

解决方案：回归减税与去监管

要化解不满、恢复增长，需彻底转向市场友好政策，例如：

1. 大幅减税与简化税制：取消“暴利税”、下调企业与资本利得税，解除所得税起征点冻结。通过低税率扩大税基、吸引投资与人才回流。
2. 放松住房与劳动力市场管制：取消租金上限与公屋强制分配；废除过度雇员保护条款，降低最低工资刚性。
3. 精简福利、改革移民结构：转向“工作福利”模式，严格技能导向移民政策。
4. 停止扭曲性补贴与绿色强制：让能源与产业由市场竞争决定。

历史经验显示，减税+ 减少监管能快速提振私人投资、生产率与就业。西班牙与英国若继续“高干预”路线，恐陷入长期停滞与社会分裂；唯有回归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才能让经济增长真正惠及民众，而非街头抗议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