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治理框架正在经历结构性弱化。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自2019年起停止运作，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范围广泛且频繁调整，各国在贸易和投资审查中越来越多引入国家安全考量。曾支撑亚洲虎和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的规则型多边贸易秩序已实质失效，且尚未出现公认的替代机制。这一现象背后，是国际经济交易的政治基础发生变化。
地缘经济学为理解这一变化提供了分析工具。乔治城大学学者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模式构建“地缘政治距离”数据库，研究显示，地缘政治距离对国际经济往来具有显著影响：双边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境金融债权随距离扩大而下降。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并非独立于政治关系，而是嵌入其中。若此趋势延续，世界经济可能走向分段化，多数国家出口市场收窄。当前碎片化程度仍低于冷战时期，但方向值得关注。对近期论文的综述表明，若全球经济完全脱钩为竞争性集团，长期全球GDP可能减少高达7%。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将承担不成比例的成本，因为它们从外部市场准入、不受限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中获益最大。
在此背景下，中等强国的理性策略是多元化。其逻辑类似于现代组合理论：分散投资者不押注单一资产，而是降低部分资产失败带来的冲击。对国家而言，相关指标是与所有贸易伙伴之间贸易加权地缘政治距离的标准差。按此指标，印度处于较有利位置：出口多元化位于地缘政治光谱前四分之一，进口多元化接近中位数。其贸易伙伴覆盖美国、欧洲、俄罗斯、海湾，以及大量亚洲和非洲经济体。印度在联合国乌克兰相关投票中弃权，同时深化四方伙伴关系，并在金砖集团中扮演基础性角色，与美欧分别谈判。这种战略多元化在碎片化世界中具有经济意义。
但印度的多元化仍主要停留在外交层面。要利用伙伴分布优势，印度必须扩大贸易规模。其贸易与GDP之比约为45%，较自由化前近乎自给自足已有明显进步，但仍低于成功的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近期与英国和欧盟的自贸协定是起点，印度还可通过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大型安排发展区域贸易。南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联系明显弱于东盟等可比集团。以跨境能源市场为例，尼泊尔和不丹丰富的水电可帮助印度减少对化石燃料进口的依赖。印度也应参与世贸组织成员在特定领域达成的诸边协议。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巴格瓦蒂曾认为诸边协议会阻碍最优多边进展，但自2001年多哈发展回合启动以来，世贸组织在降低贸易壁垒方面没有取得多边进展，这一反对理由已缺乏现实基础。由66个成员实施、覆盖全球贸易70%的电子商务诸边协议就是例子。作为数字服务大净出口国，印度不仅应签署，还应争取在联盟中发挥领导作用。
最后，印度应保护已经取得的多元化。这使其成为推行“中国+1”战略或希望减少对美贸易依赖国家的理想伙伴。这意味着警惕任何限制其对第三国行动自由的双边协议。加拿大退出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部分原因就是美国寻求对其与其他国家接触的否决权。加拿大对美出口市场依赖过高，其原则立场能否成功尚不确定。印度本就较为多元，选择更清晰。一个用数十年培育战略自主的国家，不应轻易以优惠市场准入交换行动自由。
从政策分析角度看，印度的战略自主如果只体现为不选边，而不转化为关税、标准、服务和数字规则上的实际开放，就难以变成贸易收益。印度应把多元化从防御性资产升级为规则塑造能力，在诸边谈判中做共同作者，而非被动接受者。若能做到这一点，它才能利用经济规模、民主合法性和地缘政治广度，扩大贸易，并对所有来者保持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