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美国国债被视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具有极高的“货币性”——投资者可以轻松将其转换为现金,用于支付或持有美元。这类似于公众随时从ATM机取出存款。然而,在极端压力下,这种流动性可能突然消失,导致市场恐慌。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都暴露了国债市场这一脆弱性。
2020年3月:国债市场“ATM坏掉”
2020年3月,全球投资者因疫情恐慌争相持有美元和国债。投资基金、外国央行和机构大量出售国债以获取现金,但市场却无法正常吸收这些卖盘。国债价格大幅下跌,即使是最安全的资产也只能以折扣价出售。
关键问题出在国债市场的核心中介-「一级交易商(Primary Dealers)」。这些交易商是美联储指定的机构,主要隶属于大型银行控股公司的证券交易部门(如J.P. Morgan Securities、Goldman Sachs、Morgan Stanley、Citigroup、Bank of America等,总共20多家)。它们的职责是为客户提供报价:当机构投资者(如抵押贷款REITs、公司债ETF、货币市场基金)需要出售证券时,交易商会买入并持有库存,再转卖给其他买家,赚取差价。
然而,2020年3月,卖盘如潮水般涌来,交易商迅速达到监管设定的库存上限(包括安全国债)。它们无法继续吸纳证券,导致市场流动性枯竭。投资者震惊地发现,连美国国债都卖不出去,引发更广泛的恐慌,所有资产都被抛售,金融市场全面崩溃。
2008年的前车之鉴与监管后果
类似危机在2008年已上演。当时,交易商(主要是当时仍为独立投资银行的机构,如Bear Stearns、Lehman Brothers、Goldman Sachs、Morgan Stanley)面临“挤兑”:融资方因担心其资产质量,拒绝续做短期贷款(主要是回购协议)。交易商被迫低价抛售持有的证券,加剧市场崩盘。Bear Stearns和Lehman直接倒闭,其他机构或被收购或转为银行控股公司。
危机后,监管大幅收紧(巴塞尔III、补充杠杆比率SLR等),要求交易商持有更多资本,限制资产负债表扩张。这提升了体系韧性,但也产生了副作用:2020年,即使银行体系准备金充裕,交易商仍因库存限制无法大规模吸纳国债。
交易商的资金与操作机制
一级交易商买卖国债时,主要依赖「回购协议(repo)」融资形成杠杆:用已有国债抵押借钱,再买入更多国债持有库存。这是一种市场化批发融资,而非直接动用银行在美联储的准备金账户。
准备金是商业银行在美联储的存款,是高度流动性的资产,主要用于结算、满足监管要求和作为缓冲。它们在以下场景直接发挥作用:
日常二级市场做市则以回购杠杆为主,准备金更多是辅助结算。买到的国债利息全部归银行所有,这是正常的投资收益。
美联储的救援与市场恢复
2020年3月,美联储迅速干预:
这些措施恢复了交易商的吸纳能力,国债重新获得“货币性”,市场迅速稳定。
近期趋势:降息周期、资产轮动与量化紧缩(QT)
截至2026年1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约6.58万亿美元,银行体系总准备金余额约3.06万亿美元,较高峰期(2022-2023年约4-4.5万亿美元)显著下降。
在美联储降息过程中(从2024年起联邦基金利率逐步下调),准备金利息(IOR)随之下降。银行有机会成本增加,倾向于将部分超额准备金转向收益率相对更高的国债。例如,摩根大通等大型银行在过去几年将美联储存款从高峰期的4000-5000亿美元大幅减少至百亿级或更低,转而增持国债。这既是逐利行为,也符合监管优化(如更易用于抵押融资或满足流动性覆盖比率LCR)。
然而,总准备金下降的主导因素是量化紧缩(QT),而非单纯资产轮动。QT通过让美联储持有的国债和机构MBS自然到期而不重新投资,实现流动性从银行体系“流出”:
结语
美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依赖一级交易商的做市能力,而这一能力受融资市场、监管约束、央行干预以及政策如QT的深刻影响。2008年暴露了杠杆融资的挤兑风险,2020年则显示监管虽提升韧性,却可能在压力期限制缓冲。美联储的快速响应证明了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关键作用。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即使是最安全的资产市场,也会在极端恐慌中短暂失灵,而持续的政策调整(如QT与降息)仍在塑造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