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中国16至24岁城镇青年的失业率从8月的18.9%微降至17.7%。这个数字，听起来像是一个好转的信号，但细究之下，却更像是一个沉重现实的延续。它没有带来多少宽慰，反而让人更清楚地看到，许多年轻人正被困在一场漫长而无声的等待里——等一个机会，等一份认可，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被需要”。

这届年轻人面临的，从来不是简单的“有没有工作”，而是“什么样的工作值得去”。1220万高校毕业生在今年夏天涌入就业市场，他们带着学历、技能和对未来的想象，却发现现实的出口比预想中窄得多。企业招聘意愿不强，经济复苏的暖意尚未传导到岗位创造上，于是，竞争被无限拉长、压扁，最终变成一场对耐心和心理承受力的考验。

像朱怡然这样的应届毕业生，投了十几份简历，石沉大海。她学的是计算机，本该是就业市场的“香饽饽”，但如今，连国企的门槛都难以跨过。她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别无选择”。她说自己已经降低了期待，“什么工作都行，只想赚钱，独立。”可即便是这样朴素的愿望，也得面对家庭的期待——父母不希望她去奶茶店或面包房，他们心中体面的工作，依然是体制内的“铁饭碗”。

这种代际之间的拉扯，其实很普遍。老一辈人眼中的“稳定”，成了年轻人必须奔赴的终点，哪怕这条路上早已人满为患。去年近260万人抢3.97万个公务员岗位，今年的国考又把年龄上限放宽到了38岁，硕博应届生甚至可以考到43岁。政策在松动，看似给了更多机会，但实际上，更像是把压力池扩大了——更多人挤进来，竞争反而更激烈了。所谓的“破除35岁魔咒”，听起来很进步，可当大家都往同一个出口涌，谁又能真正突围？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困境并不随着毕业季结束就消失。25到29岁人群的失业率稳定在7.2%，说明很多年轻人并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迟迟无法进入一条稳定的职业轨道。他们卡在“过渡期”，在临时工、备考、家庭支持之间徘徊。这种延迟的“社会入场”，正在悄悄改变一代人对未来的信心。

整体失业率5.2%的数据看起来还算平稳，但它像一层薄雾，遮住了底下真实的地貌。青年失业的高企，不是经济周期的一次普通波动，而更像是一个信号：我们的教育体系、产业结构和就业预期之间，出现了明显的错位。大学扩招多年，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人才，但经济转型的速度没跟上，高质量岗位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供给。于是，学历贬值，竞争内卷，年轻人只能用更长的时间、更高的成本，去换取一个勉强安身的位置。

更深层的问题是，当“上岸”成了集体信仰，当考公考编成为默认选项，这背后其实是对不确定性的集体恐惧。大家不是不想闯，不是不敢拼，而是现实让人觉得，冒险的成本太高，而稳定哪怕再难，也值得拼一把。

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放宽年龄、增加考录名额，远远不够。真正需要的是让更多岗位变得“值得去”——让民营企业更有活力，让服务业更有尊严，让年轻人敢去试错，而不是一毕业就被迫进入“求稳”模式。否则，无论数据如何波动，那种弥漫在年轻人中间的焦虑和无力感，都不会真正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