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份，新加坡主权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一纸诉状把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一事告上美国法庭。10月16日，蔚来股价在新加坡下跌至6.25美元，降幅达10.2%。截至当日收盘，蔚来（9866.HK）跌超7%，报收50.05港元。截止10月22日，蔚来股价已经回升到54港元上方。

作为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代表性企业之一，蔚来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凭借自身的技术积累与商业模式创新，逐步在行业内站稳脚跟。从市场表现来看，尽管其全球市场份额仅为 1.6%，但已紧跟现代、宝马等知名品牌，且在欧洲市场深耕十年，建立起一定的市场基础；销量增长同样亮眼，2024 年销量达 221970 辆，同比增长 38.7%，占累计交付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而 2019 年 “蔚能”（Weineng）的成立，更是蔚来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体现。这家由蔚来与另外三家公司合资设立的电池租用服务（BaaS）企业，推出了消费者购买不含电池的蔚来汽车、再单独租赁电池的服务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将购车前期成本降低数万美元，减轻了消费者的购车压力，还为蔚来创造了稳定的月度订阅费收入流，一度被视为行业内的创新典范。

然而，正是这一看似创新的商业模式，如今却成为 GIC 起诉蔚来的核心依据，案件将在美国法院审理。GIC 提出的两项关键指控，直指蔚来在财务处理上的潜在问题。第一项指控称，蔚来非法将来自蔚能的电池销售收益提前确认入账，而非按照月度租赁付款进度记录收入。据2022年灰熊研究（Grizzly Research）披露，这种操作将未来七年的收入提前计入财务报表，直接导致蔚来营收虚增超过 6 亿美元，并且在 2021 年初不合理地将其股价推高至 62 美元。更值得关注的是，GIC 指出同期蔚能的资产负债率仅为 0.36，处于 “极差” 水平，这意味着蔚来实际上难以实现上述提前确认的收入，其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存疑。第二项指控则围绕蔚能的实体性质展开，GIC 认为蔚能不应被视为独立公司，而应归类为 “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y），其财务业绩应与蔚来合并报表，而非作为外部收入确认。GIC 给出的理由是蔚来对蔚能的经营活动施加了过度影响，证据包括蔚来直接任命蔚能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因蔚能拖欠 15 亿元人民币（约合 2.1 亿美元）债务，蔚来暂时持有其 55% 的股权，从股权结构与管理控制权上看，蔚能与蔚来的关联远超独立企业范畴。

事实上，蔚来此次被诉并非中国企业首次因信息披露或财务问题引发争议。此前，瑞幸咖啡自曝财务造假，涉及金额巨大，违规行为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也让中概股在海外市场的形象受到重创；容联云集团同样因财务问题引发市场质疑，这些案例都让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的财务透明度产生担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主席加里・詹斯勒早在 2021 年就曾表示，有 270 家中国企业违反美国金融法规；今年，美国 21 个州的共和党高层官员更是直接要求 SEC 调查部分中国公司，质疑其财务披露质量，甚至提议将不符合要求的企业逐出美国股市。而国内的康美药业财务造假丑闻，更是将中国企业信息披露问题的严重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康美药业被查出虚增营收 290 亿元人民币（约合 4.07 亿美元），但最终的处罚力度却微乎其微 —— 仅被罚款 60 万元人民币（约合 8.4 万美元），不足虚增营收的 0.01%，多名涉事员工的罚款金额也仅在 10 万至 90 万元人民币（约合 1.4 万至 12.6 万美元）之间。这种宽松的处罚并未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反而导致康美药业股价在随后一周上涨 17.3%，期间四次触及 5% 的每日涨停上限，形成了 “违法成本低、违法收益高” 的不良示范。

从监管层面来看，中国企业信息披露问题频发，与当前监管环境存在的漏洞密切相关。尽管监管机构偶尔会对违规企业施加严厉处罚，但这些处罚往往被认为不成比例地针对外国企业。例如，普华永道中国子公司因在审计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时涉嫌 “纵容” 欺诈，被处以 4.41 亿元人民币（约合 6200 万美元）的创纪录罚款，这种处罚力度与国内企业同类违规行为的处罚形成鲜明对比，难以让市场信服。同时，中国的监管体系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仍有差距。虽然中国的监管环境已逐步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靠拢，但中国财政部与证监会并非完全独立的机构，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可能需要在政府利益与公正监管之间寻求平衡，这与美国 SEC、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FRC）等更具自主性的监管机构形成显著差异，影响了监管的独立性与权威性。

在会计准则方面，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存在明显不同。美国企业遵循严格的公认会计原则（GAAP），对财务报告的要求细致且规范；而中国会计准则（CAS）赋予管理层在财务报告方面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这种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的数据操纵创造了空间。此外，中国相关法规的内容也不及美国长期实施的《萨班斯 - 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全面，在防范财务欺诈、保护投资者利益等方面的条款不够完善。在信息披露频率上，中国上市公司仅需提交半年度报告，而美国企业需按季度提交财报，这种信息透明度的差异，可能导致财务不符问题更长时间未被发现，进一步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再加上中国《证券法》虽旨在保护投资者的民事责任，但由于诉讼机制存在漏洞，投资者在遭遇企业财务欺诈时，并非总能获得应有的赔偿，且对欺诈高管的刑事起诉也比美国更为罕见，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中国企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约束不足。

蔚来被诉一案，无疑加剧了投资者对中国资产质量的怀疑，尤其是连 GIC 这样经验丰富的大型投资机构，据称多年来都未能发现相关潜在问题，这让市场对中国企业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产生了更深的担忧。事实上，类似的风险并非中国企业独有，就在上个月，由于第一品牌集团（First Brands Group）被曝向多名投资者重复质押发票并申请破产，瑞银（UBS）和杰富瑞（Jeffries）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遭遇了损失，这说明在当前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即便是尽职的投资者，也可能因企业欺诈而遭受重大损失。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蔚来被诉事件是一记沉重的警钟。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与会计实践规范，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声誉与生存发展，更影响着 “中国企业” 整体的全球品牌形象与公信力。在这个 “财务合规” 日益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的时代，中国企业唯有正视自身问题，主动向国际高标准看齐，严格规范信息披露与会计实践，才能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在全球市场中实现长远发展。而监管机构与市场各方也需共同努力，推动中国企业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破解当前的困局，让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更可靠、更负责任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