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物科技产业正在成为资本关注的焦点。《华尔街日报》甚至将其称为中国的下一个“DeepSeek 时刻”。

原因其实不难理解，近期的一系列的技术突破便是最直接的答案：康方生物（AKESO）研发的免疫疗法 ivonescimab 在非小细胞肺癌三期临床试验中超越了默沙东的“全球销量冠军”Keytruda。辉大基因的全球首创 CRISPR RNA 编辑疗法更是获得美国 FDA 批准，用于治疗黄斑变性。

此类重大进展不断涌现，正在持续打破西方世界对中国生物科技的旧有认知。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生物创新的偏见和误读已经消除。就如同面对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时一样，西方生物科技所表现出的震惊与质疑，仍暴露出一种深层的不适和半信半疑——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方论述下对中国可能领先的潜在排斥乃至隐性排外情绪。

但事实是，中国的突破确实存在，而且节奏极快。这有其市场需求的客观因素，也是国家政策推动的必然结果。

首先，中国的生物科技并非一夜崛起，而是数十年政策积累与制度设计的结果。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意识到高新科技对国家未来竞争力的重要性。1986年启动的“863计划”，第一次将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先进制造业并列为国家优先发展方向。

尽管当时人才稀缺、政策碎片化、监管体系不完善，中国在药物创新上的进展缓慢，但在原料药（API）的生产和出口上迅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2016年，一家中国工厂爆炸导致广谱抗生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全球供应中断，英国等国医院出现短缺，足见中国在全球医药链条中的影响力。

但真正推动生物科技正式进入国家战略层面的是2015年的“中国制造2025”与2016年的“健康中国2030”。十年间，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从生产 API，逐渐走向自主研发复杂疗法。

百济神州、信达生物等公司迅速崛起，全国多地形成了国家高新区和生物科技集群。新冠疫情更推动了 mRNA 平台和疫苗产能的提升。而相关生物制药板块从2015年之后，涨幅高达187%，大幅领先沪深主板。

其次，中国生物科技的创新已不再局限于“仿制”。长期以来，“中国药企靠仿制药起家”的印象根深蒂固，但今天的现实截然不同。康方的双特异性抗体、辉大基因的基因编辑疗法，甚至在 CAR-T 疗法领域，科济生物也在胃癌等棘手癌症试验中取得了二期成果。

中国科研体系的快速成熟、本土人才的成长、庞大的患者群体以及临床试验的高效推进，使得中国公司能够在全球标准下进行多区域临床试验并与国际监管机构接轨。

国家发改委近期宣布设立1万亿元国家风投基金，生物科技被纳入“新质生产力”范畴，获得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与资本渠道支持。

同时，中国的竞争力的异军突起不但没有“降低标准”，反而把药物研究结果提高到国际通用标准、2017年中国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严格执行国际临床试验规范。而且还借助数字化平台让中国临床试验的招募与数据收集更加便捷。

2023年，中国的商业临床试验已占全球的18%，几乎是2018年的两倍，而欧盟地区的试验数量反而在下滑。曾经英国药监机构还为中国监管部门提供培训，如今中方已能在国际交流中分享自身最佳实践。换句话说，中国的效率并不是“偷工减料”，而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技术赋能与规模优势实现的。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庞大的人口和繁杂的疾病种类造就了丰富的数据库，再加上高昂的医疗费用下利润让外国优秀的药企不但带来了资金、管理，更重要的是技术和全新的研究手段。这对本土药企的发展至关重要。

同时，中美双方的药企在股权认购、研究项目合作、知识学科与学术转移方面的共生生态，不但让这些外企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也让中国药企的发展进度一日千里。

去年在生物医药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临床研究 TOP10 的企业中有7家都在中国设立了研究中心，还有一家就是来自广东的康方生物的依沃西单抗 HARMONi-2 研究。

放眼未来，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已不再满足于服务国内市场，而是越来越多地面向发展中国家，甚至准备在欧美市场与传统制药巨头正面竞争。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从实验室突破到临床应用，再到市场普及，每一步都成本高昂、风险巨大。

许多中国企业在后期临床试验、药物警戒、市场准入与上市后监管等环节仍经验不足。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的紧张使合作蒙上阴影。

美国提出的《生物安全法案》可能迫使美企切断与中国伙伴的合作，而关税与限制更可能让全球创新陷入割裂。最终受损的并非企业，而是患者，因为药物研发周期会延长，治疗可及性被推迟。

但正如 DeepSeek 迫使全球 AI 行业重新思考一样，中国生物科技的崛起也正在迫使世界制药产业加速前进。

归根结底，生物科技的意义不在于主导或对抗，而在于让临床试验更快、监管更高效、疗法更可负担，从而让最需要的患者能尽快用上最好的药物。而这可能是中国生物科技崛起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