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印度药企在中国的新一轮医药集采中大规模中标，成为这一轮医药舆论的起点。

包括知名的 Hetero Labs、Cipla、Natco Pharma、Annora 等知名印度药企不仅拿下治疗糖尿病与心衰的“神药”达格列净（Dapagliflozin）在中国超八十亿元市场的部分供应份额，还被分配到多个省级医院网络。

而用于治疗妇科肿瘤疾病的靶向药奥利帕利片更是以低于阿斯利康原研药20倍的价格中标，并导致相关原研药退出公立医院市场。

在本次集采中，印度5家药企拿下7个品种的集采标的，是历年来集采中标数之最。超十亿片的历史大单意味着印度药企正加速获得国际上等效制药在中国市场的认可。

而印度药企中国子公司如罗氏-雷迪（Reddy’s）的本地工厂更拿下四个产品，表明其本地化能力也在增强。这是印度药企连续多年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又一个关键突破点，也让人重新审视印度制药业从仿制药帝国走向全球监管认可的全过程，以及在同一时期中国仿制药行业面临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困境。

印度如何走到今天？答案既不神秘，也不是偶然。长期以来，印度依靠《专利法》的第三世界模式对化学药执行严格的“只承认工艺、不承认产品”的制度，使其在二十世纪末迅速发展出庞大而成熟的仿制药工业体系。

印度企业如 Cipla、Sun Pharma、Dr. Reddy’s 不仅在全球范围内以低成本、规模化供应占据优势，更重要的是，它们率先进入了严格监管体系——美国 FDA、欧洲 EMA、英国 MHRA 等机构的审核与工厂检查。

多年的海外市场经验，使印度企业在质量体系、法规遵循、成本控制、供应链组织方面逐渐形成竞争壁垒。正因如此，如今全球前五大仿制药出口国中，印度始终稳居第一。

印度是美国仿制药市场最重要的供应国，在美国处方药市场中大约 30% 的仿制药来自印度企业。换言之，印度制药业不是因为便宜而成功，而是因为把“便宜做到不牺牲质量”，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监管信任。这正呼应了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的那句名言：医药不应在人的生死之间谋取保利！

相比之下，中国的仿制药发展速度极快，但结构性问题同样明显。根据《中国仿制药发展报告（2025）》，中国仿制药市场规模多年维持在9000亿元左右，但市场集中度长期偏低且内卷严重，这导致 Top10 企业的市场份额仅约 22%。

比如去年，通过一致性评价或视同过评的仿制药再次新增 914 个品种，较三年前增加了超过三分之二。同一药品过评的数量由2021年的79个增加到203个，占全部仿制品种的 22%，所以，我们在药店可以看到大量的不同品牌和价格的日常用药，比如如头孢唑肟钠、二羟丙茶碱、艾曲泊帕等。

中国药企的高度同质化、研发扎堆、重复建设相当严重。而真正具备技术含量、难度较高的仿制药或生物制药企业仍然不多。

截止2024年的数据，中国共有87个生物制药获批，但仅23个申请注册。其中，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仅被称为减肥神药的司美格鲁肽一个品种就占到近 40%。赚钱效应与市场预期导致其结构性扎堆和低水平重复，这也是中国药企当前难以突破的关键束缚。

所以，我们不能看出，印度药企之所以能够在国际竞争环境独树一帜，不但在于它们长期具备成本、全球供应链优势和规模化生产能力，更是被多家国际权威监管机构认可。其中，获美国FDA批准的药企数量，印度是最多的国家。

当然，印度的制药工业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包括FDA在突击抽查中发现印度药厂的仓库有飞鸟、蜥蜴和猫的卫生问题，甚至还有数据造假和管理松散等影响产品质量的问题。但正是由于印度把自己的制药产业放进了全球化的“零容忍”的监管环境中，才造就了它现在的成功。

而在中国游戏的规则中，热点、利润和价格才是决定因素，中国的许多仿制药企业，其过评速度、成本控制能力、国际认证方面全面弱于印度。却在品种同质化、扎堆和缺乏自主性研发、依赖委托生产、卷不了品质就卷价格等问题的夹层中艰难前行。

如今，医药竞争全球化的浪潮中，印度制药业的发展对中国药企是一个警钟。中国药厂必须从价格竞争，走向体系能力的竞争。因为只有当药企能以质量、成本、供应链韧性获得国际监管信任，而不是依靠低价疯抢本土份额的时候，中国才会成为“全球公认的制药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