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乔治・博尔哈斯的最新研究,戳破高技能移民计划长期存在的争议内核。基于 2012 至 2024 年人口普查数据测算,临时签证外籍劳工带来的竞争,直接压低美国本土毕业生薪资。
计算机科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硕士群体收入损失达到 16%,全部科学与工程类毕业生的收入,相较没有临时技术劳工项目的基准情景下降 3.5%。研究同时承认,外籍劳工推高行业总产出,带动全社会平均工资小幅抬升 1.4%,但这部分增量不足以对冲本土理工科毕业生承受的薪资挤压。
博尔哈斯此前的成果进一步印证用工成本的差异,同等资质条件下,H-1B 签证持有者薪酬比美国本土员工低 16%,企业通过这套用工体系压缩人力开支。
经济政策研究所递交给国土安全部的文件,补充了薪资之外的结构性缺陷。签证身份绑定雇主,外籍工人议价能力被持续削弱。很多海外申请者为获得岗位背负借贷,一旦失去工作,居留资格随之失效,债务压力叠加身份风险,迫使他们容忍苛刻甚至不公的用工条件。
这种不对等的雇佣关系,持续向下传导,本土劳动者的薪酬标准、工作环境同步承压。这套逻辑也成为特朗普推动 H-1B 收紧政策的核心论据。
在他的执政框架里,临时外籍劳工计划让企业依靠廉价劳动力压低产品定价,挤压本土就业空间,相关限制措施和移民稽查、驱逐、边境管控共同构成完整的移民收紧方案。
政策落地节奏清晰,9 月政府恢复新 H-1B 签证申请 10 万美元收费标准,抬高企业引入外籍技术人员的门槛。10 月监管部门进一步出手,暂停微软、Adobe 以及多家大型 IT 外包企业的绿卡担保流程,监管认定这类企业持续使用低价外籍劳动力替换本土员工。
政策连锁反应快速向外扩散,国际教育协会的调查显示,海外学生赴美就读意愿明显降温,今年秋季海外入学人数同比下滑 9%。高校将下滑归因于签证办理难度上升、跨境出行限制、签证成本抬升,校方预警,毕业后就业通道收紧,会让更多海外生源转向其他国家院校。
政策的外溢效应延伸至双边外交层面。印度籍从业者占 H-1B 签证持有人总数接近七成,新政直接冲击印度专业群体赴美就业通道,美印关系随之承压。
印度官方强调本国技术人才对美国创新体系的长期贡献,商界群体则发出警示,高额签证费用会改变跨国企业的选址决策,大量技术岗位向外转移,最终损害美国自身产业竞争力。
这场围绕 H-1B 的博弈,本质是两组相互冲突的经济目标持续碰撞。支持收紧政策的一方,以本土理工科毕业生薪资受损、就业被替代为事实依据,主张用工市场优先保障本国劳动者权益。
博尔哈斯的数据提供了直观支撑,高技能移民不再只带来增长红利,红利分配存在严重倾斜,收益流入企业利润,本土技术劳动力承担薪资损失。
反对者则坚持,美国科技产业的领先地位建立在全球人才流动之上,长期依赖外籍工程师补齐人才缺口,抬高签证门槛、阻断绿卡通道,会削弱企业研发能力,创新活力随之衰减。
隐藏在数据背后的,是签证制度自带的身份枷锁。普通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可以依靠跳槽抬高薪资,H-1B 持有者的选择权被居留权限制,议价权天然缺失。
企业形成稳定预期,优先选用薪酬更低、更顺从的外籍雇员,本土毕业生被迫下调薪资预期,行业薪酬中枢被持续压低。这种市场扭曲,不是简单的供需问题,而是移民规则嵌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制造的结构性失衡。
政策的两面性已经显现。短期来看,高昂申请费、绿卡担保限制,能够抑制企业无节制使用低价外籍劳工,倒逼雇主重新评估本土人才招聘;长期代价同样明确,海外生源缩减,意味着美国高校理工科储备人才池收缩,下一代技术研发的人才供给提前承压。
科技行业具备全球流动性,企业不会被动承受持续上涨的用工成本,研发团队、外包项目会向签证管制宽松的地区转移,岗位流失不会因为本土保护政策消失,只会发生地域转移。
美国本土理工科毕业生的困境,也折射人才评价体系的矛盾。市场一边高喊技术人才短缺,一边出现本土硕士薪资被稀释,矛盾根源在于短缺的定义。
企业寻找的不是稀缺到无法替代的顶尖人才,而是能够控制成本、适配项目节奏的标准化技术劳动力,H-1B 项目恰好匹配这一需求。当保护本土就业的政策工具瞄准签证制度,很难精准切割,政策收紧会同时过滤掉低成本劳工和顶尖创新人才,监管很难做到精准筛选。
美印之间的分歧,放大了政策的全球影响。印度依靠 H-1B 通道完成技术人才培养、外汇回流、产业对接,这套循环持续多年。签证成本暴涨、绿卡审批受限,打破原有循环,印度商界的担忧具备现实基础,跨国科技企业的外包、研发布局会重新调整。
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向内收拢就业机会,却忽略全球产业链的联动属性,劳动力流动的壁垒,最终会转化为产业成本,反过来影响美国科技产品的全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