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大学捐赠基金的管理是一份体面又风光的工作。但今天，这个职位成了政治风暴中的“高危职业”——不仅要面对金融市场的波动，还要在政治斗争中找活路。尤其在美国，大学的金库已经变成了政客眼中的“提款机”。

作为全球最富有的教育机构之一，哈佛大学手握高达53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却成为了美国“政治追杀”的重要目标。其基金负责人纳夫•纳瓦卡尔（Narv Narvekar）本是个低调的金融高手，现在却不得不频繁出现在国会听证会上，为学校的“意识形态问题”辩解。

一边是进步派要求撤资以反对以色列政策，另一边是保守派攻击学校纵容 DEI 的“觉醒文化”。有钱不一定有权，哈佛成了两边拉扯的战场。甚至一些亿万富豪捐赠者也“跑路”了，导致哈佛的慈善捐款在2024年下降了14%。

而屋漏偏逢连夜雨，特朗普签署法案不但冻结了对哈佛总计22亿美元的拨款，理由是学校“抗拒政府介入”，拒绝特朗普提出的 “全面整改” 要求，拒绝接受联邦政府对学术自由的全面审查等。

同时，特朗普团队的核心议员又提出要把大学捐赠基金税率从1.4%提高到14%。准备再次玩一把特朗普惯用的极限施压。

一旦这项税收政策落地，哈佛每年将被迫缴纳高达4亿到5亿美元的税款。而更极端的提议甚至要求彻底取消大学的免税地位。这不仅会撼动哈佛的财务根基，也可能引发一场高校私募基金的集体抛售潮。

看看耶鲁，今年已经在二级市场甩卖了60亿美元的资产。哈佛呢？它的动作只会更大，杀伤力也只会更强。

有趣的是，联邦政府一边缩减拨款、增加税负，一边又指责大学“资源浪费、不接地气”。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哈佛校长萨默斯敦促哈佛拿出捐赠基金来应急。但他们明知，那些基金大多数有使用限制，受到捐赠者条款约束。所谓“动用”，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

而且，这并非哈佛一家的烦恼。全美有77所大学面临类似危机，年财政缺口预计高达100亿美元。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可能每年损失4.2亿美元，相当于每位学生1.6万美元的支出蒸发。

更让人寒心的是，政府甚至打算惩罚在反犹争议中“不配合调查”的高校，比如减少它们在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或教育部的拨款。学术自由在美国，似乎已经成为“有条件的特权”。

更糟的是，大学的其他收入来源也在缩水。国际学生锐减，学费上涨遭遇瓶颈；而那些原本靠教育免税政策受益的富人捐赠者，如今正忙着抛售资产以避开更沉重的税负。这些曾为高校基金带来“长期的流动性溢价和超额收益”的资本，如今在政策的紧箍咒下，正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而哈佛超过40%的基金投给了私募股权，32%投向对冲基金，真正能快速动用的现金只有区区3%。一旦财务危机爆发。唯一的出路只有通过发行债券来“拆东墙补西墙”。

但哈佛的债务目前已经累积到71亿美元。这和美债当前的困境和现状惊人相似。债卷对私募基金和投资者而言，已经不再有吸引力了。

虽然也有一些专家提出“大学应像北约（NATO）一样联合自保”，更有人主张大幅削减预算。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案。问题的根源是：大学的独立性正在被蚕食，被剥夺，他们成为了政治与资本的角斗场，而非教育和科研的圣地。

政府不愿承担公共教育的责任，却希望高校承担社会所有矛盾的后果；民间希望大学“中立”，但在捐款时附带一堆意识形态要求；而学校本身受到历史和传统的影响，在坚守原则和打破常规，自我改革之间徘徊踌躇。

奥巴马曾说，这些庞大的高校捐赠基金的存在，是为了在关键时刻守护知识、科研与自由。但如果最终它们只是被用来应对政府的勒索、富豪的撤资和无休止的意识形态斗争，那么大学所谓的“独立性”还能剩下多少，恐怕连它自己也说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