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数百万欧洲人打开电脑用着微软的软件，家里烧着美国进口的天然气取暖，养老金账户里还持有美国股票；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也在喝着法国葡萄酒、吃着德国研发的药物、使用欧洲开发的工业软件。美欧之间每天超过54亿美元的商品与服务往来，早已织成一张密不可分的经济网络，支撑着数百万就业岗位。
然而，这张看似稳固的网，最近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尽管特朗普总统已收回此前以加征关税逼迫欧洲国家“出售格陵兰岛”的威胁，但这场风波在布鲁塞尔留下的震动远未平息。欧盟领导人正紧急召集会议，试图“就未来的道路进行协调”。欧洲改革中心副主任伊恩·邦德说得直白：“欧洲领导人不能装作过去几周什么都没发生。”在他看来，这已是多年来跨大西洋关系最严重的危机——而且，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恐怕只是风暴的开始。
问题在于：面对一个把规则当筹码、视盟友为软弱对手的美国政府，欧洲还能靠什么真正说话？光靠对等报复或被动防御显然不够。伦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波特斯指出，美国当前最脆弱的命门是其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而欧洲恰恰握有关键筹码——约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欧洲投资者集体放缓甚至停止购买，甚至小规模抛售，都可能推高美国政府的借贷成本，形成实质性压力。
但这条路布满荆棘。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在达沃斯轻描淡写地称这类威胁“完全是虚假的说法”，强调美债市场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压舱石。一旦动荡，欧洲自身也难逃冲击。不过，已有苗头显现：丹麦一家大型养老金基金AkademikerPension已宣布将在本月底前清仓所持的约1亿美元美债。对此，特朗普毫不掩饰怒意，在福克斯节目中放话：“如果他们真这么做，我们会大规模报复——而且我们手握所有牌。”
除了金融战场，服务贸易也成为潜在施压点。去年，欧盟从美国进口的服务高达3000亿美元，远超其2000亿美元的对美服务出口。这意味着，理论上，欧洲可以限制美国科技、咨询或金融服务进入其4.5亿人口的市场。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的埃里克·范德马雷尔认为，这确实是一张“强牌”，尤其在金融和专业服务领域，欧洲不乏替代选项。但数字服务——比如人工智能平台、云服务或社交媒体——几乎难以替代。即便如此，提高数字服务税仍是一种可行手段。法国、英国等国早已对谷歌、Meta等公司的广告和搜索收入征税，虽屡遭美方抗议，却被视为一种精准而克制的反制。
可归根结底，欧洲最大的软肋不是策略，而是行动力。贝森特在达沃斯半开玩笑地讽刺欧洲只会成立“令人畏惧的工作组”，却拿不出果断回应。现实很快印证了这一点：就在本周，欧洲议会竟投票推迟批准一项酝酿多年的欧盟—南美四国自贸协定，被自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痛批为“绝对不负责任”的乌龙球。
说到底，无论是抛售美债还是限制服务准入，真正的考验不在于想法是否聪明，而在于能否真正落地。正如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彼得·蔡斯所问：“他们能从中得到什么，还是只会伤到自己？”在特朗普时代的新常态下，欧洲或许终于意识到：经济相互依赖从来不是和平的保证，而是一场需要勇气与智慧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