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从来不只是一个会议地点，它是一整套全球秩序的“后台”。问题在于，在特朗普对纽森的侮辱性言论撕下了达沃斯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之后，这套后台正在崩塌，但塌得并不冤。

世界经济论坛（WEF）自1971年由克罗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创立，标榜把“商业、政治、学术和社会其他领袖”聚在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好。

但半个世纪下来，真正始终缺席的，恰恰是“社会”本身——那些生活在国家里、在企业里、为这些“领袖”承担后果的普通人。达沃斯最擅长的，从来不是倾听，而是对阶层与身份的彼此确认。

先看门槛。成为 WEF 成员，每年要交6万到60万瑞士法郎（约6.2万至62.2万美元）的会费；每派一名代表参加达沃斯，还要再付约2.7万美元。

这不是公共讨论，这是付费俱乐部。学者、公益人士偶尔被“邀请”，不是因为他们重要，而是因为他们便宜、好用，能在大人物不关门密谈时，提供一点背景音——这不是文字的修辞，而是行规。

官方说，达沃斯不谈交易，只谈理念。但现实恰恰相反：当全球最有权力的一小撮人，被集中在同一座小镇、同一批酒店、同一段时间里，“不交易”反显得异常。

WEF 甚至自豪地列出“战绩”：1988年促成希腊与土耳其缓和关系；支持南非种族隔离的“和平转型”；推动政府与企业携手“绿色转型”。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它没列出的“那些交易”。

1996年的俄罗斯“贷款换股份”计划，是达沃斯逻辑的经典样本：为了帮助叶利钦连任，西方金融体系向俄罗斯提供短期贷款，条件是允许一小撮关系密切的银行家控制石油、铝、镍和天然气等核心资源。

这场交易也许短暂“拯救”了俄罗斯的民主，但代价是制造了经济寡头，并最终为普京式的当选铺平道路。达沃斯也许不制造政治风暴，但它非常擅长为政治冲突提供温床。

民主，在达沃斯经常是输家。这并不奇怪，因为整个机制就是为绕开民主而设计的。

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求助国家施加了强硬的“结构性调整计划”，核心条件包括：在未考虑求助国家的具体国情的情况下，统一要求削减社会支出、劳动力市场“改革”、严厉紧缩。

这些政策未必写在达沃斯的会议文本里，但正是在这里完成了观点的统一与利益对齐，并向弱国反复灌输一个信息：你们“别无选择”。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也是如此。它允许跨国公司因“预期利润受损”，在国家司法体系之外起诉主权国家。结果是，只要仲裁威胁存在，许多国内改革在落地前就被扼杀。钱没开口，民主已经噤声。

再看2008年金融危机。等各国财长和银行家2009年1月再聚达沃斯时，救助早已完成，系统已经“稳住”。而当时在达沃斯高谈阔论的的财长和金融家们，却没一个人真正想动手重构健康可持续的金融体系。

于是，真正的问题被留在原地：银行更大了，影子银行继续野蛮生长，系统性风险只是被重新包装。

至于达沃斯最爱自夸的“绿色转型”，结果更是讽刺。碳税因企业强烈反对而胎死腹中，取而代之的是碳抵消——不是因为它有效，而是因为它便宜，尤其便宜给那些最大的污染者。

从某种角度来讲，达沃斯确实定义了某些全球性的经济规则，但正因如此，它也必须为当下秩序的无序和断裂负责。

加拿大总理卡尼看得很清楚：这个旧秩序不值得哀悼。问题在于，如果“新秩序”仍然由旧秩序的设计者，在5000欧一晚的酒店与阿尔卑斯山稀薄的空气里构思，那结局不会更好，反而会更糟。

在《晋书·惠帝纪》中，晋惠帝司马衷和他的精英士大夫们，面对饥荒中百姓无粮可食的奏报，除了大臣们呱噪的争论，还有就是晋惠帝那句“百姓无栗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所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上层的精英们讨论得越久，战争和崩塌往往已经在山脚发生。当西装革领的财政大臣们还在空谈理论时，人道与经济危机早已爆发。

达沃斯的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好想法”，而是它让错误的那群人，思考了太久、决定了太多。

如果随着就秩序的崩塌，达沃斯在未来的某一天宣布突然死亡，那它的退场并不值得人们同情与惋惜——当不该决定的人终于失去决定权，这个世界也许会更好——至少不会比现在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