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中东的一次地缘政治失序，曾直接把全球经济按倒在地。今天，尽管冲突更频繁、阵营更复杂，石油市场和央行的态度却明显冷静得多：大多数时候，这些冲突被视为需要“观察”的噪音，而不是足以改写宏观前景的变量。换句话说，70年代式的能源危机看起来并不迫近。但问题在于，一旦它真的出现，后果将远比市场习惯的情景更猛烈，对通胀、增长和政策路径的冲击都会是结构性的，而非短暂波动。

从能源市场的角度看，中东风险可以被理解为三种不同层级的冲击。最极端的情形，是冲突直接触及能源基础设施或关键咽喉要道，比如沙特、伊拉克的油气设施，或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全球阀门”。一旦市场开始怀疑“石油是否还能顺畅流动”这一隐含前提，油价就不再是情绪化的脉冲，而可能进入持续抬升的通道。在这种情况下，油价从每桶60美元上冲至108美元并非天方夜谭，相当于近80%的涨幅，其宏观含义只有一个：全球增长被压低、通胀卷土重来、央行不得不重新变得鹰派。

更常见、也更被市场定价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情景。围绕伊朗、伊拉克或波斯湾的冲突再度升温，但没有造成长期的设施破坏。这类事件通常会制造剧烈却短命的价格波动，油价会在风险溢价推动下迅速上冲，但随着局势降温或产能修复，又回到原有区间。过去两年，市场已经对这种“先吓一跳、再若无其事”的模式相当熟悉。

还有一类冲击，对油价几乎没有影响。冲突若发生在远离主要油田的区域，或者本身并不威胁能源运输，实体供给基本不受影响，油价自然也就无动于衷。加沙战争是一个残酷却清晰的例子：它在地缘政治层面极其剧烈，但在全球石油市场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

然而，中东的问题从来不只是油价。这里发生的事情，很少真正“只发生在这里”。这个地区向世界输出三样关键变量：能源、资本和贸易通道。即便在可再生能源兴起、美国页岩油改写供给格局之后，中东仍然提供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石油、五分之一的天然气，覆盖约15%的全球能源需求。与此同时，科威特、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的主权财富基金，早已深度嵌入全球资产负债表，从美股科技公司到英国足球俱乐部，从埃及地产到非洲矿产，无处不在。

在贸易层面，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量，红海与苏伊士运河是亚欧贸易的关键捷径，而一系列新规划的跨区域通道，正试图进一步放大中东的枢纽地位。这意味着，无论市场是否愿意承认，中东依旧是全球稳定、能源安全和经济运行的关键变量。

理解这一切，离不开对中东冲突演化路径的长期视角。1948年之后的几十年里，地区动荡主要围绕阿以战争展开；1979年伊朗革命和埃以和解，则开启了第二阶段，冲突从国家对国家，转向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非国家武装之间的长期消耗战。如今，随着哈马斯和真主党被严重削弱、伊朗在叙利亚失去关键盟友、核与军事能力遭到打击，这一阶段可能正走向尾声。问题在于，旧秩序结束之后，往往不是稳定，而是新的不确定性。

现实中的经济损失，已经在地区内部显现。加沙几近被夷为平地，经济在一年内断崖式收缩；以色列的产出轨迹低于战前水平，国防开支上升、人才外流、外资退却，都在侵蚀中长期潜力。埃及则为红海与苏伊士运河的动荡付出真金白银，航运量腰斩，财政收入大幅缩水。这些成本目前仍主要停留在区域层面，但它们构成了一种警告：只要冲突越过能源与航运的红线，外溢效应就会迅速全球化。

迄今为止，多个“最坏情景”已经在中东上演，但油价的反应却异常克制。这并不意味着风险不存在，而更像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只要能源设施与关键航道仍被视为“不可触碰”，市场就会选择相信供给的连续性；一旦这种信念被打破，哪怕只有一次，全球经济面对的就不再是局部震荡，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能源冲击。108美元的油价，或许正是这条红线被跨越后的第一声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