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门前的就职演说中,将“改变教育体系、帮助更多年轻人就业”列为首要承诺之一。他说这话的时候,台下站着的年轻面孔并不多。
这不是偶然。过去六个月,英国Z世代对经济的信心经历了一次罕见的断崖式下跌。GfK的数据显示,16至29岁人群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去年12月的18一路跌至今年6月的负2。18点的落差,在短短半年内完成。
相比之下,50至64岁人群的信心指数同期维持在负41的水平,几乎没有变动。一个正值职业生涯黄金期的年轻人和一个即将退休的中年人,对经济的看法差距,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缩小。
六分之一:年轻人的失业率十年最高
Z世代信心崩塌的第一个原因,是就业市场正在向他们关上大门。
今年5月,英国16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达到六分之一,超过100万年轻人处于既无工作也无教育状态,这是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雇主在国民保险成本上升和AI替代的双重压力下,越来越不愿意招聘初级岗位。
经济学家将就业疲软直接归因于雇主国民保险缴款的增加。财政大臣里夫斯在去年秋季预算中将雇主国民保险税率从13.8%提高到15%,同时将起征点从9100英镑降至5000英镑。政策落地后,多位经济学家警告,这将对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造成不成比例的打击,因为这会使企业雇佣低薪员工更加昂贵。
AI的加速渗透进一步挤压了传统上由年轻人承担的入门级岗位——初级数据分析、内容整理、客户服务、基础编程,这些曾经为应届生提供第一份工作经验的岗位,正被大语言模型以零边际成本替代。失业与低技能岗位的结构性萎缩相互叠加,使得相当比例的年轻人长期游离在就业市场之外,无法完成从校园到职场的转换。
储蓄接近归零,高利率反而成了剥削工具
Z世代信心崩塌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太薄了。
后疫情期间的高利率环境,对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响。50岁以上的人群中,许多人拥有储蓄和房产,高利率推高了他们的存款收益,同时房贷余额已经很低甚至清零。而年轻租客只能被动承受租金上涨的压力,存款利率带来的微薄收益远不及房租涨幅。
普华永道4月的调查显示,18至24岁人群中仅约五分之一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健康”,这一比例较年初的近三分之一明显下降。而55岁及以上人群的财务状况几乎没有变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储蓄意愿的代际分裂。彭博对GfK数据的分析显示,65岁以上人群在截至6月的三个月内储蓄意愿较2019年水平翻倍,而年轻家庭的储蓄意愿基本持平。一个世代在积累安全垫,另一个世代连安全垫的原材料都买不起。
首套房:从“何时买”变成“能不能买”
房价是压垮Z世代信心的第三根支柱。
麦肯锡高级合伙人Anita Balchandani指出,20年前,这一代人会开始考虑购买第一套住房。但现在,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都遥不可及。英国房价收入比长期处于历史高位,而首次购房者的首付门槛与工资涨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年轻人花费在房租上的收入比例持续攀升,储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增速。
高利率进一步恶化了购房可行性。抵押贷款利率从2021年的低点飙升后,虽然近期有所回落,但仍远高于疫情前水平。对于没有丰厚储蓄或父母资助的年轻人来说,即使获得贷款批准,月供也远超可负担范围。
政策回应:伯纳姆的“两英镑”能改变什么
伯纳姆上任后的第一项针对性政策,是将全国公交票价上限从3英镑降至2英镑。这对依赖公共交通的年轻群体是实打实的利好——因为年轻人比年长群体更常使用公交,而老年乘客已享有免费乘车权益。
他同时宣布从10月起取消家庭电费的增值税。财政研究所的评估指出,这一政策将使用电量更大的大户型家庭受益最多,而这类家庭通常收入更高。对住在合租房或小户型的年轻人来说,这项政策的实际收益有限。
一些议员呼吁免除25岁以下员工的国民保险缴款,以激励雇主招聘年轻人。这是对上述就业问题的直接回应,但目前尚未进入立法程序。
伯纳姆承诺的“改变教育体系”和“更多就业支持”仍然缺乏细节。对于已经失去信心的Z世代而言,两英镑的公交降价和电费减税,不足以抵消他们在就业市场、住房市场和储蓄账户上同时感受到的寒意。
这不仅是周期问题,这是结构问题
Z世代对英国经济的信心崩塌,不能用“年轻人本来就更悲观”来解释。这是一场结构性的排挤。
当AI吃掉初级岗位、租金吃掉工资、利率吃掉希望,年轻人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经济体系中:工作不稳定、储蓄不增长、住房不可及——而同一套体系正在为上一代人提供退休前的安全垫。
伯纳姆说要“改变教育体系”,但他面对的是一个比教育问题更深的困局。一个经济体的代际公平,不仅取决于年轻人能否找到第一份工作,还取决于他们能否存下第一笔首付、能否看到自己的收入增长快于房租和房价。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持续为负,信心崩塌就不是情绪波动,而是理性认知。
六个月内从正18到负2,这是Z世代给英国经济打出的一张成绩单。而伯纳姆接下来的政策选择,将决定这张成绩单是暂时的低谷,还是长期趋势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