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税这个老话题，最近又在全球政治议程里翻红了。欧盟在酝酿超国家层面的财富税，加州在推针对亿万富翁的提案，纽约、法国、丹麦也都有类似动作。背后的情绪不难理解——财富集中到了让人不安的程度，总得做点什么。
问题是，这个“做点什么”，历史已经给过答案了。
自1960年代以来，经合组织国家里至少有13个开征过净财富税。如今还保留这一税种的，没剩几个。大多数国家放弃它，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转向，而是因为算账算不过来。资本外逃、投资萎缩、增长放缓，税收收入却少得可怜。如今还在收广泛净财富税的少数几个国家——西班牙、挪威、瑞士——从这项税里拿到的钱，通常只占GDP的0.2%到1%出头。
法国的经历很典型。2018年“财富团结税”被取代之前，搞了几十年，财政收入不到GDP的0.2%。后来有人想重启类似税种，结果收入只达到预期的小部分。更棘手的是，这税在推行期间，好几万名百万富翁离开了法国。当时的财政部长勒梅尔在推动废除时说了句大实话：“如果想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就必须做出这些改变。”
税基的流动性是财富税的致命伤。挪威把税率往上调了0.1个百分点，富裕纳税人就开始往外跑，主要流向瑞士。西班牙开征团结税，葡萄牙马上扩大针对非居民的税收优惠，等着邻居的富人过来。超高净值人群对激励的反应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财富税给他们的最强激励，就是离开。
加州的亿万富翁税提案把同样的困境搬到了州一级。胡佛研究所的分析说，一旦高收入者搬走，所得税跟着消失，这个政策反而会让加州财政净损失大约250亿美元。更微妙的是，光是讨论这件事就已经在起作用了。谷歌的两位联合创始人已经开始把资产转出加州。
华盛顿州2023年的提案提供了一个更生动的例子。那项提案要对超过2.5亿美元的可交易净资产征1%的税，州经济学家算下来每年能收32亿美元。但其中45%——也就是14.4亿美元——本来预计只从杰夫·贝索斯一个人身上收。贝索斯搬去佛罗里达之后，近一半的预期收入瞬间没了。
财富税在政治上讨喜，因为它精准瞄准超级富豪。但这也正是它的结构弱点——税基越窄，就越容易被规避。想扩大覆盖面，又会触动更广泛的人群，政治阻力陡然上升。这个两难不是设计缺陷，是先天体质。
法律挑战是另一层麻烦。德国联邦宪法法院1995年废掉了本国的财富税，荷兰法院也判定部分条款与产权保护冲突。西班牙宪法法院关于现行财富税框架的裁决拖了好几年还没出。加州那个提案一旦通过，打官司几乎是肯定的。有分析指出，由于超级投票权股份的估值问题，某些创始人的税负可能超过持股价值的100%——这种没收性质的征税，在法庭上很难站住脚。
支持者会说，收入和增长不是重点，真正的目标是社会凝聚力。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财富税能带来政治和谐。繁荣是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不是靠打压顶层就能实现的。资本是生产率和收入增长的关键，对资本课重税，投资会缩，创业热情会被压，薪资和就业也会跟着受牵连。
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今年5月放弃了自己的财富税提案，法国议会去年10月也否决了类似方案。政治现实正在给激进政策降温。加州和纽约的政策制定者面前摆着几十年的跨国经验数据，这些数据的指向很清晰：财富税试行之后，往往会以失败告终——而且理由充分。
与其在旧想法上反复折腾，不如把精力放在一个更朴素的方向上：从底部往上建增长，别从顶部往下拆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