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的拉美，如果要选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国家，委内瑞拉一定榜上有名。

它拥有全球最多的已探明石油储量，地理条件不差，人口规模适中，曾经是拉美中产阶层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委内瑞拉人均收入长期位居拉美前列，加拉加斯被称为“南美的迈阿密”，国民出国旅游像今天刷短视频一样自然。1999年雨果·查韦斯当选总统时，委内瑞拉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仍处在地区顶端，很少有人会把这个国家与“经济崩溃”联系在一起。

但二十年后，故事的画风彻底反转。委内瑞拉不再是资源富国，而成了现代经济史上最极端、最持久的崩溃样本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从2013年到2019年，委内瑞拉实际GDP缩水约65%，这在和平时期几乎没有先例。通胀率在2018年一度达到百万级别，货币的功能被直接摧毁。工资不再是收入，而仅仅成为一种象征。医生、律师、工程师纷纷出走，难民人数在短短几年内接近五百万，规模直逼叙利亚内战制造的外逃潮，只是这里没有炮火，只有空货架。

有意思的是，委内瑞拉政府在经济最糟糕的时候选择了一个相当“体面”的解决方案：停止发布GDP数据。官方统计口径仿佛按下了暂停键，但现实世界并不会配合演出。货币迅速贬值，现金比厕纸便宜并非修辞，而是市场给出的定价结果。

有人排队数小时，只为从ATM里取出一沓几乎没有购买力的纸张，用来证明“我今天努力过了”。这些细节拼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比任何宏观图表都更刺眼的经济图景。

问题自然随之而来：一个资源禀赋如此优越的国家，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答案并不在某个单一政策，也不只是“领导人能力不足”这种安全但空洞的解释，而在于一整套在顺风期看起来正义、有效、甚至感人的经济叙事。

这套叙事的核心人物是查韦斯。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腐败寡头，也不是只为自己家族敛财的独裁者。恰恰相反，他对不平等有着近乎本能的愤怒，对底层贫困怀有真实而强烈的同情。他反复强调社会正义，痛斥既得利益集团，把新自由主义视为一切不公的源头。在一个贫富差距显著、传统政党信用破产的国家，这样的情绪极具号召力。

查韦斯提出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在理念上并不复杂。国家要掌控关键资源，尤其是石油；市场要服从社会目标；财富必须通过再分配流向穷人；政治权力要从精英手中夺回，交还给“人民”。听起来并不陌生，甚至让人感到熟悉和安心。更重要的是，在油价高企的年代，这套模式在短期内确实奏效了。

通过重组国有石油公司，政府将石油收入更直接地纳入财政体系，再通过一系列社会项目迅速分配出去。廉价食品、免费医疗、扫盲运动、土地再分配、社区委员会，这些政策真实地改善了大量底层民众的生活。贫困率一度下降，教育和医疗覆盖率上升，查韦斯的支持率长期居高不下。对很多委内瑞拉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感觉国家站在自己这一边。

问题在于，这种“成功”几乎完全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高油价。

1999年查韦斯上台时，国际油价在每桶20美元左右，随后进入长达十余年的上行周期，在他去世前一度突破110美元。源源不断的外汇收入掩盖了经济结构的脆弱，也让政策的真实成本被推迟结算。石油成了一台永不停歇的提款机，唯一的问题是，大家开始把它当成了永久收入，而不是周期性红利。

在这个过程中，委内瑞拉逐渐走上了一条高风险的路径。财政支出高度依赖单一资源，社会项目缺乏可持续融资安排，公共部门不断膨胀。与此同时，大规模国有化和价格管制压缩了私营经济的生存空间。企业被征收，利润被视为不道德，价格被行政命令冻结，而成本却在真实世界里上涨。结果是投资消失，生产下降，供应链开始断裂。

到2010年代中期，委内瑞拉的私营企业数量相比1999年已大幅减少。农业和制造业长期萎缩，国家对进口的依赖反而更高。石油不仅没有成为工业化的跳板，反而成了结构单一化的催化剂。只要油价维持高位，这套体系还能勉强运转；一旦油价下行，脆弱性便集中暴露。

马杜罗上台后，油价的转向成为压垮体系的外部冲击。从百美元跌至四五十美元，对任何资源型国家都是挑战，但只有委内瑞拉跌成了“自由落体”。原因并不神秘：它几乎没有缓冲机制。没有主权财富基金，没有反周期财政规则，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收入下降时，支出却无法同步收缩，结果只能诉诸最原始的办法，印钞。

超级通胀由此启动，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货币发行不再是宏观调控工具，而是填补财政黑洞的唯一手段。当价格管制与货币泛滥同时存在，市场的反应只会更加极端：商品消失，黑市兴起，短缺成为常态。政府把这种结果归咎为“经济战争”，用军队进驻商店，用行政命令打击涨价，但这更像是对体温计发火，希望它不要显示发烧。

经济逻辑的崩塌，很快反噬了政治结构。因为这套模式本身高度依赖集中决策和敌我叙事，它天然排斥制衡机制。反对意见被视为既得利益的阴谋，市场信号被解释为资本破坏，独立机构成了实现社会正义的障碍。为了让经济蓝图“顺利实施”，权力需要不断集中，司法、议会、媒体逐步失去独立性。这不是偏离初衷，而是逻辑延伸。

当资源开始短缺，政治反而获得了一种扭曲的稳定性。救济物资由政府控制，分配本身就成了政治工具。对民众来说，“听话”不再是意识形态选择，而是唯一的生存策略。经济崩溃没有自动带来政权更替，反而加固了控制结构，这也是委内瑞拉案例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回头看，委内瑞拉的悲剧并非源自某个反派人物的贪婪，而是一种在道德上极具吸引力的叙事。它告诉人们，复杂的经济问题可以用简单的正义感解决，不平等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消除，市场失灵可以用权力替代。当现实暂时配合时，这套叙事显得无比正确；当现实反击时，代价却由整个社会承担。

委内瑞拉曾经拥有一切避免悲剧的条件，却在繁荣中放弃了约束自己的绳索。希腊神话里，海妖的歌声并不邪恶，它只是太好听了。问题不在于歌声，而在于人类是否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对任何资源富国而言，委内瑞拉的故事都不是遥远的异国奇闻，而是一面镜子，提醒人们区分短期慷慨与长期理性之间，那条看不见却致命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