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服务外包领域悄然转向更高价值的赛道，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服务方面，展现出越来越强的竞争力。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梅赛德斯-奔驰最新款CLA纯电动车虽然在德国拉施塔特生产，但其车内的智能交互系统却由北京字节跳动基于“豆包”聊天机器人开发。这种合作模式说明，汽车制造商不再仅仅依赖传统供应链，而是开始将核心数字功能外包给外部科技公司——而中国企业正凭借AI能力，站上这一价值链的高处。
过去几十年，印度一直是全球服务外包的主导者，靠的是英语优势、庞大的工程师群体以及与欧美市场的天然亲近感，也因此被称为“世界办公室”。但如今，AI技术正在改变游戏规则。低成本、人力密集型的服务模式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对算法、数据和智能化能力的要求。咨询公司Devott的CEO齐海涛就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积累，正让它有机会“弯道超车”。尽管目前中国的离岸外包规模仍只有印度的约78%，服务贸易整体也还处于逆差状态，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差距正在缩小。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智能座舱里，也渗透到医药研发、港口运营等实体经济场景。2021年到2024年，中国合同研究组织（CRO）市场规模从90亿元增长到126亿元人民币，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8%，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华为推出的智能港口解决方案，已经吸引包括摩洛哥丹吉尔地中海港在内的多国客户，试图用AI、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打造更高效、绿色的物流枢纽。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发展路径和印度很不一样。印度的服务外包从一开始就高度依赖欧美订单，虽早早接轨国际标准，但内生动力不足；而中国的数字服务能力，往往先在国内庞大的制造业和消费市场中打磨成熟，再向外输出。这种“由内而外”的演进，让技术更具适应性和自主性。很多AI应用直接服务于港口、矿山、制造等实体场景，具备在全球落地的潜力。
当然，挑战同样真实存在。地缘政治压力正影响着全球供应链布局。受中美关系紧张影响，一些美国客户已要求中国服务商将业务迁往东南亚，“友岸外包”成为新趋势。与此同时，美国收紧工作签证政策，对更依赖赴美就业的印度外包行业冲击更大。此外，随着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全球离岸外包的整体需求也在放缓。
面对国内就业压力和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迫切需求，中国已将服务外包视为重要抓手。最新政策明确提出，到2030年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并支持中西部资源枯竭城市发展云计算、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服务外包业务，探索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径。
欧亚集团南亚业务主管普拉米特·帕尔·乔杜里认为，印度目前主要集中在“高端市场的低端环节”，而中国正向真正的高价值服务迈进。在中国智库研究员毛克吉看来，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能追上印度，而在于印度过去的优势能否延续到AI主导的新时代。这场由技术变革引发的全球服务外包格局重塑，才刚刚进入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