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地区的战火正在重塑这片富饶土地的经济版图。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停滞了全球供应的15%，液化天然气出口受影响的比例达20%，海运化肥更有三分之一无法运出。旅游业和航空业几乎陷入停摆。这些冲击眼下看似暂时，但战争落幕后的经济图景却远未明朗。
最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一个被削弱却仍不屈服的伊朗。对海湾君主国而言，这恰恰是最糟糕的剧本——以色列和美国未来可能继续空袭，而伊朗在远程武器库受损后，转而再次对海湾地区的软目标实施报复，形成无休止的对抗循环。
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的经济体命运并不相同。阿联酋过去二十年苦心经营，力求成为全球大国不可或缺的伙伴，军事现代化投入不遗余力，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更以极度重视安全著称。然而讽刺的是，这个国家反而成为最脆弱的一方。地理上紧邻伊朗，大部分物流基础设施又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内，加上作为《亚伯拉罕协议》成员国的身份，使它成为德黑兰眼中极具吸引力的政治目标。更关键的是，阿联酋经济高度依赖旅游业、航运、航空、外国直接投资和外籍白领阶层，这些恰恰都是伊朗袭击最容易打击的软肋。那些本意是让外国势力出于自身利益保护阿联酋的物流、金融和人工智能投资，在长期冲突中反而变成了更多的压力点。
相比之下，沙特阿拉伯的处境要从容得多。国土面积更大，红海沿岸还拥有远离伊朗的战略海岸线。在外交上，沙特与以色列保持距离，拒绝像阿联酋那样实现关系正常化。经济结构上，沙特更多依赖政府支出和国内需求，而非外资和流动性强的外籍人士。石油设施固然仍易受攻击且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但海湾沿岸需要保护的关键资产范围明显更小。2030愿景所追求的大规模外国直接投资或许难以实现，但考虑到沙特庞大的经济体量，这些投资从来就不是核心驱动力。经济多元化更多依靠国内消费领域和重工业的现代化，这种模式对地缘政治冲击的抵抗力更强。
战事反而可能给沙特带来意外机遇。在矿产加工、数据中心服务、物流和航空等战略领域，沙特凭借更安全的地理位置开始获益。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完全可以将区域物流网络从迪拜的杰贝阿里分散出来，更多依托沙特的红海海岸线以及跨阿拉伯交通基础设施，包括输油管道。即便也门胡塞武装参战袭扰红海船只，吉达港和延布石油港分别位于也门边境以北约800公里和1000公里处，可通过苏伊士运河抵达，避开最直接受威胁的曼德海峡。
其他海湾国家的处境则各有难处。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阿曼的经济多元化程度更低，对国际资本和人员流动的敏感度也较低，但国土狭小且紧邻伊朗。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拥有更广阔的内陆腹地，为航运路线提供相对保护。科威特和卡塔尔财政储备雄厚，巴林和阿曼则面临预算约束。所有这些国家都继续暴露在伊朗威胁之下，未来投资难免受到抑制。
地区精英中流传着一种看法：阿联酋近年来忽视了阿拉伯世界，转而全力提升全球地位以及与美以的伙伴关系。如今，正是这些纽带将阿联酋重重地拉回了地区冲突的漩涡。庞大的主权财富足以避免急性经济危机，迪拜的全球枢纽地位也不会消失。但除非伊朗发生政权更迭，否则阿联酋的处境将比全球化程度较低的沙特邻国更为艰难。和平时期的高度全球化是优势，冲突时期却可能成为致命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