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清晨，以色列悍然空袭德黑兰，炸毁军用和民用建筑，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多名平民死亡。

然而，西方政要和媒体迅速为这场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包装成“先发制人”的自卫行动。美国政客煞有介事地声称以色列是在“挫败迫在眉睫的伊朗威胁”，仿佛被炸的是特拉维夫，而不是德黑兰。

这种颠倒黑白的戏码早已司空见惯。自1948年建国起，以色列便是西方眼中的“文明受害者”，而被屠杀、被驱逐、被掠夺的巴勒斯坦人，反而成了加害者。而一场驱逐十万人口、将数百村庄夷为平地的侵略行动，也摇身一变成为“苦难中的反击”。

以色列的神话正式成型于1967年的“六日战争”——在短短六天内，以色列侵占了西岸、加沙、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

西方媒体对此欢呼雀跃，《每日电讯报》曾将其称为“文明的胜利”，法国《世界报》更是荒唐地表示，这场胜利“洗刷了欧洲在大屠杀中的罪恶”——只不过代价是阿拉伯人的尸体。

战争的结果是用血来书写的：超过18000名阿拉伯人被杀，以色列阵亡却不到1000；至少1000名埃及战俘被就地处决，其中许多人被迫先挖出自己的墓坑。这不是战争，这是“文明世界”向魔鬼献祭，以血与死亡来重绘地狱的疆界。

而对待战后土地的方式更是毫无遮掩的殖民扩张。西岸的贝特努巴、伊姆瓦斯、亚卢等村庄被从地图上抹去，十万人流离失所。

耶路撒冷的居民在数分钟内被强行驱赶，房屋被推土机碾平，只为让犹太人“胜利地”走进哭墙。而西方世界对此并不愤怒，反而默许甚至赞赏：像极了纳粹在屠杀了80万犹太人后那胜利的姿态。

侵略与自卫的角色早已被反转。以色列不止一次使用挑衅制造借口，从非军事区派遣拖拉机，到攻击叙利亚引发还击，再发动全面空袭。

在戈兰高地，他们驱逐了10万叙利亚人，只留下1.5万人存活；在加沙，至1968年底驱逐了7.5万人，并禁止另外5万人返回；而联合国的统计显示，仅1967年就有32.3万巴勒斯坦人再次沦为难民，其中11.3万是1948年就被逐出的“二次难民”。

然而在西方的集体幻觉中，这一切都是“交换和平”的必要手段，是受害者的“合理反应”。到了1977年，以色列已经在西岸建起30个定居点，在东耶路撒冷安置超过5万名犹太人。

耶路撒冷的命运则彻底被改写。1967年6月29日，以色列强行将东耶路撒冷并入西耶路撒冷，将原本的阿拉伯市政机构一锅端，并宣布该地区为“古迹保护区”，禁止巴勒斯坦人建设家园。

随后展开大规模地下挖掘，试图寻找从未找到的“第一圣殿”，顺便摧毁14世纪的伊斯兰建筑。而这些赤裸裸的文明剥夺，被西方主流媒体解释为“历史的修复”。

今天，当以色列对伊朗境内发动袭击、在加沙实施大规模屠杀时，西方政要与媒体依旧唱着旧调：这不是侵略，是“防御”；这不是屠杀，是“反恐”；这不是殖民，是“民族复兴”。

哪怕20万人死伤，哪怕联合国记录下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也挡不住西方对这场“正义战役”的热烈鼓掌。因为在他们眼中，以色列不是国家，而是“文明”的代表，是西方的延伸。

就连特朗普也在2020年为以色列吞并西岸辩护时说：“它是个小国，需要更多的土地。”想必他并不觉得，一个国家能否不断扩张的标准是“我够不够小”。如果逻辑成立，那么摩纳哥可以考虑接管法国南部，梵蒂冈也许可以染指整个意大利。

从耶路撒冷到加沙，从戈兰高地到西奈半岛，以色列的殖民扩张在西方世界的默许，甚至赞许下，以“防御”的名义披上了宗教和文明的伪装。因此，侵略不但合理，而且“神圣”。

而当反抗者挺身而出，便被贴上“极端主义”的标签，被无人机清除，被封锁粮食和水源——只因他们不愿在自己的家园上插满他人的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