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爆发之初，比利时经济学家保罗·德·格劳威在伦敦政经学院网站抛出惊人论断：“俄罗斯 GDP 仅相当于比荷两国之和，这个‘欧洲经济侏儒’注定战败。”

如今战火迁延，这篇《俄罗斯无法赢得战争》早已沦为笑柄。但真正值得深思的并非预言的破产，而是其背后根深蒂固的思维陷阱——我们为何仍执着于 GDP 这一解释力早已褪色的经济指标，让它主导国家实力评判与政策方向？​

这个诞生于大萧条时期的指标，最初只是应急的量化工具。1930年代，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将 GDP 形式化，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衡量国民经济的标尺。

但库兹涅茨早已预警：“国家福祉无法从国民收入中推断。” 彼时的 GDP 尚以工业产出为核心，债务水平低下，在二战前后的工业经济时代，确实能大致反映国家经济实力。

战后，它被纳入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凯恩斯主义框架，成为调节经济的“恒温器”——政府依据 GDP 判断需求冷热，通过财政政策精准调控，指标的工具属性尚未跑偏。​

转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浪潮。里根与撒切尔推行的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改革，将 GDP 从“诊断工具”异化为“合法性图腾”。只要 GDP 数字上涨，无论增长源于实体生产还是金融投机，都被视作改革成功的证明。

这种扭曲在金融化浪潮中愈演愈烈：美国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行业占 GDP 比重超20%，反复证券化的抵押贷款、虚无的天气衍生品交易，都被算作“增值活动”计入指标，仿佛这些纸面操作能与涡轮机制造、桥梁建设相提并论。​

GDP 的结构性缺陷在债务扩张中暴露无遗。它将借贷驱动的支出与收入创造的产出混为一谈，无法区分“虚假繁荣”与“真实增长”。

金融分析师蒂姆·摩根的研究揭开了残酷真相：他创建的 C-GDP 指标剔除债务通胀影响后发现，2004至2024年全球官方 GDP 增长96%，但真实实体产出增速仅33%，即每1美元“增长”背后，是9美元新增债务的支撑。

这种失真在七国集团（G7）尤为严重：美国联邦债务与家庭债务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金融资产占 GDP 比重自80年代以来呈爆炸式增长，却被 GDP 数字粉饰为“经济韧性”。
​
俄乌战争成为戳破神话的关键试验场。德·格劳威们忽略的是，俄罗斯 GDP 虽低，却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与资源主权，能源、军工等核心生产能力不受金融泡沫拖累；而那些 GDP 远超俄罗斯的欧洲小国，工业早已空心化，经济高度依赖金融与外部供应链。

当西方以 GDP 为依据实施制裁时，才发现俄罗斯的实体经济韧性远超指标所显示的“侏儒”水平。更讽刺的是，西方引以为傲的高 GDP 国家，在能源危机面前暴露脆弱性，其 GDP 中占比极高的金融活动，在民生必需品短缺时毫无用处。​

改用购买力平价（PPP）计算 GDP 也无法根治沉疴。PPP 仅能修正物价差异，却回避了金融化与债务这一核心病灶。

中西方信贷模式的对比更显荒诞：中国的信贷虽规模庞大，却多流向基础设施、工厂等有形资产，即便存在过度投资，仍形成实物资本。

而西方信贷主要支撑资产投机与消费，创造的只是纸面债权。这种差异使得同样的 GDP 数字，背后的经济实质天差地别。当债务到期，西方的“数字繁荣”便可能瞬间崩塌。​

我们对 GDP 的迷信，早已超越经济学范畴，成为一种文明层面的集体盲点。现代民主制度的短视性加剧了这种依赖：政客需靠 GDP 增长承诺赢得选举，央行行长需维持季度经济数据稳定，市场紧盯月度指标波动。

这种对短期利益的追逐，让政策制定者甘愿被扭曲的指标绑架——即便知道债务驱动的增长会透支未来，仍不愿放弃眼前的数字好看。即使外星球经济学家都可能发出的困惑：为何人类用被债务膨胀的 GDP，去计算债务与 GDP 之比？​

GDP 与就业、税收的短期相关性，让它至今仍被奉为 “经济圣经”。但它无法衡量可持续性，更无法反映民生福祉。

当一座桥梁因质量问题反复重建，当房地产泡沫推高交易总额，这些“增长”都在 GDP 中体现为正面数据，却掩盖了资源浪费与风险积累。库兹涅茨的警告早已言中：我们用错误的标尺，丈量着本不该被量化的文明价值。​

俄乌战争的现实已经证明，国家实力的核心在于实体生产能力、资源掌控力与社会凝聚力，而非 GDP 数字的游戏。当金融化浪潮退去，债务泡沫破裂，我们终将明白：那些被 GDP 神话遮蔽的结构性缺陷，才是决定文明兴衰的关键。

而此刻最该打破的，不是某个失败的预言，而是我们对失真指标的路径依赖。毕竟，用错误的地图，永远找不到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