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不是企业创造的，也不是家庭消费拉动的，而是由政府“刷卡”买出来的。

在一连串削弱增长动能的冲击之下，从欧洲到美国，再到亚洲主要经济体，越来越多国家正在放弃原本的节制路线，转而推出规模可观的财政刺激方案，用持续扩大的预算赤字托底经济。短期看，这种做法确实有效。摩根大通预计，受各国支出扩张推动，未来六个月全球经济增速有望加快至年化3%左右。

问题在于，这发生在一个并不“理想”的时间点：失业率处于低位，利率却仍处高位。经济学家的担忧也因此显得格外直白——这是一种高风险的增长方式。

日本提供了最新注脚。首相高市早苗在提前大选前抛出增加支出、削减消费税的计划后，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迅速飙升至历史新高，债券抛售随即外溢至全球市场，美国国债收益率也被带着往上走。伦敦凯投宏观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形容，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暴露的是发达经济体长期被掩盖的脆弱性：私人部门需求疲软，生产率增长缓慢。

欧洲的处境尤为尴尬。在特朗普因格陵兰问题威胁升级贸易战的背景下，欧洲几乎找不到多少来自政府以外的增长引擎。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测算，今年美国和德国的财政刺激可能分别拉动GDP增长约1个百分点，日本约0.5个百分点，而中国则将连续第二年运行接近GDP 9%的广义财政赤字，这一规模大致是其预期经济增速的两倍。

各国政府如此“舍得花钱”，并非单纯为了对冲周期下行，更重要的是在为不断堆积的结构性难题买单：被人工智能重塑的产业，被关税和补贴挤压的出口企业，持续扩大的军费需求，昂贵的能源转型，以及快速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养老与医疗压力。

如果放在过去，这样的支出意味着一个简单直接的结果：加税。但在今天的政治现实中，几乎没有多少领导人愿意把账单直接交到选民手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去年发达经济体平均财政赤字达到GDP的4.6%，新兴市场为6.3%，而十年前分别只有2.6%和4%。

在美国，今年约6%的GDP财政赤字，部分正是维持低税率政策的结果。高盛预计，随着关税带来的拖累减弱、减税效应显现，美国经济今年增速可能达到2.5%，高于去年的约2%。德国同样寄希望于万亿欧元规模的国防与基础设施支出提振增长，但现实是，德国的税负已处在发达国家高位，继续加税的空间并不大。

从全球范围看，德国相对较低的政府债务反而成了“异类”。IMF预计，到2029年，全球公共债务将超过全球GDP的100%，创下1948年以来最高水平。

债市其实并非没有给过警告。2022年，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推出没有资金来源的减税方案，引发市场剧烈动荡，最终被迫下台；法国过去两年也因预算推进困难，国债收益率持续上行。只是，与2010年欧债危机时期不同，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资本出逃。

伦敦政经学院教授里卡多·雷斯指出，疫情期间的经验让各国政府意识到，大幅增加公共支出并不会立刻引爆危机。通胀虽然伤害消费者，却在短期内降低了债务的实际负担。这种“延迟成本”的特性，无形中强化了政府继续举债的信心。

更深层的变化，是政策取向的转向。金融危机后，紧缩一度被视为稳定市场的必要手段；而如今，各国逐渐接受一个现实：紧缩不仅政治上不受欢迎，还会换来军力不足、基础设施老化以及更脆弱的经济结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全球军费支出普遍抬升；加拿大批准未来五年约1400亿加元的新支出，用于升级港口和贸易基础设施；日本也推出规模相当于GDP 2.8%的刺激计划。甚至在欧洲，一些原本主张财政纪律的极右翼政党，也开始靠承诺“多花钱”来争取选票。

在美国，持续扩大的赤字既源于社会保障支出庞大，也来自长期压低税率的政策选择。前国会预算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温迪·埃德尔伯格认为，更多借贷确实会推高利率、拖累经济规模，但这些影响尚未大到不可承受。债券投资者普遍相信，美国拥有足够的财富支撑其债务，因此真正的“清算时刻”还很遥远。

然而，高通胀迫使央行加息的这一轮冲击，已经再次提醒市场：政府债务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失控。过去四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翻了一倍多，德国和日本的政府偿债成本也大致翻倍。前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指出，一旦投资者开始怀疑政府的偿债能力，或者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长期经济收益重新评估，局面可能迅速逆转。

雷斯的评价更直接：他很担心，因为无论从任何历史尺度看，如今各国为债务支付的利息水平，都已经处在极高区间。

全球经济，正在越来越多地依靠政府举债维持运转。短期看，这套机制仍然奏效；长期看，却更像一种上瘾式增长——越借越难停，而代价，只会随着时间不断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