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泰国，是东南亚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经济增速一度冲到13%，被国际资本冠以“亚洲猛虎”的称号；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三驾马车齐头并进，曼谷是区域商业与金融的天然中心。但三十多年过去，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却越来越难讲。如今的泰国，被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私下称为“亚洲病夫”，而且症状并不轻。

在曼谷北部，一家原本生意稳定的小餐馆里，57岁的店主蒂普维莫尔正准备收摊。过去四年，她靠给上班族做饭勉强支撑家庭；但最近几个月，客流骤减，收入直接腰斩再腰斩。原因并不复杂：裁员变多了，大家不敢花钱了。她担心的不是宏观数据，而是现实得多的东西——房租、日常开销，还有那笔还没还完的车贷。

这种微观焦虑，正在变成泰国的宏观常态。作为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泰国过去五年经济增速始终徘徊在2%左右，消费、制造业和旅游业这三大支柱同时走弱。1988年的高增长早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人口快速老龄化、劳动力萎缩、家庭债务高企以及竞争力持续下滑的现实。

泰国的家庭债务占GDP比重已接近90%，在亚洲处于极高水平，而工资却多年停滞不前。结果是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内耗严重的经济结构：居民不敢消费，银行担心坏账而收紧信贷，房地产市场跌入三十年来最深的低谷，通胀甚至一度转负，直接暴露出需求端的疲软。资本市场也毫不留情，过去一年泰国股市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

更棘手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可以靠“熬过去”的周期性下行。多位本地经济学家都指出，泰国缺乏新的增长引擎。制造业长期承压，一方面是国内需求疲弱，另一方面是中国更便宜的商品大量涌入，以及越南等新兴制造中心的正面竞争。曾经引以为傲的汽车产业也在退潮，日产、本田、铃木等企业陆续关厂或缩减产能，就业和工业产出同步受挫。

政治层面的长期不稳定，让经济修复变得更加困难。频繁更换总理、改革派赢了选举却无法真正执政，政策连续性被不断打断。旅游业尤其明显，项目推进和预算执行反复受阻。2025年，泰国接待的外国游客数量仍显著低于疫情前峰值，安全事件和来自越南、日本的竞争，让这个传统支柱行业不再“自动增长”。

国际机构的预测也并不乐观。政府对今年的增长预期是2%，而IMF给出的数字只有1.6%，在主要东南亚经济体中垫底。与此同时，美国关税压力、泰铢走强削弱出口竞争力，都在持续挤压企业利润空间。

放眼整个曼谷，萧条情绪几乎写在街头。餐馆空桌越来越多，酒店入住率上不去，零售商努力撑着现金流。曾经热闹的街头美食聚集地，如今不断有店铺关门。消费者在用最直接的方式投票：少花钱、多储蓄，把不确定性留给未来。

这并不意味着泰国经济已经“进了ICU”。但如果不正视这些结构性问题，不推动产业升级、放松外资限制、改善基础设施，并真正激活居民收入与信心，情况只会一步步恶化。对泰国来说，真正危险的不是增长放缓本身，而是对低增长逐渐习以为常。毕竟，经济一旦对“慢性病”产生适应性，复健的难度，只会比想象中更大。